兴学之论一出，在座的文臣纷纷起身，毕恭毕敬的朝着李杰行了一记大礼。

“陛下圣明！”

一时间，‘陛下圣明’四个字高悬于承明殿上空。

看到满朝重臣拜服的场景，即便刘娥提前知道了此事，心中仍旧止不住的泛起了阵阵涟漪。

六哥这一招，高啊！

毫无疑问，兴学之策，准确的击中了文臣的内心诉求。

同时，一旦消息传开，官家也能收获天下士人之心。

先裁军，再兴学，一石数鸟，手段当真高明，若不是朝夕相处，刘娥甚至怀疑是不是有人在官家背后出谋划策。

如此老辣的政策，便是先帝在位，也不一定想得出。

“众卿平身。”

李杰不以为意的抬了抬手，兴学，不过是笼络人心的手段罢了。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句话虽然不好听，但以此时的生产力，如果没有士大夫参与，这天下只怕会乱。

客观事实必须得承认。

毕竟，这是现实世界，不是什么游戏世界。

一个指令，下属便纷纷拧成一股绳，万众一心，搁在现实世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诉求，上至宰辅，下至胥吏，谁没点自己的小心思？

真当是百分百忠诚度？

所以，必要的妥协，亦是不得已为之。

况且，兴学又不是什么坏事？

唐宋八大家，北宋独占六席，并且全都聚在仁宗朝，归根结底，这是文教兴盛的结果。

这也是时代的产物。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

单从文化方面来看，纵观历史长河，宋确实是独树一帜的存在。

当然，兴文教只是众多原因之一。

北宋一朝，共有三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第一次是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兴学。

第二次是以王安石为首的熙宁兴学，第三次则是以蔡京为首的崇宁兴学。

而现在，因为李杰的介入，兴学的脚步直接提前了二十余年。

李杰之所以提前揭开兴学的大幕，也是为了科举改革做铺垫。

宋承唐制，科举方面亦是如此。

唐代科举的主要是明经科和进士科，自唐一来，明经不过是帖书、墨义，考量的是士子的背诵能力。

众所周知，死记硬背是行不通的。

也正因为如此，进士科方才成为科举中最重要的一科。

在进士科上，宋同样沿袭唐朝旧制，重诗赋，而轻经义。

诗词歌赋，讲究的是文辞华丽，对仗工整，换句话说，诗赋是华而不实。

依后世的眼光来看，这种取士方式肯定是不合理的。

选取中央储备干部，只考诗词歌赋，不考实务，合理吗？

不合理！

不过，若是加上时代因素，重诗赋，也有一定的逻辑。

古代的识字率非常低，这是公认的事实，能够接受教育的，最少也是小地主阶级。

普通的农民子弟，几乎没有读书的机会。

毕竟，供养一个读书人的开支可不小。

笔墨纸砚，书本费，拜师的束脩，远游的费用等等，普通之家根本无力负担。

更别说男丁，本就是家庭的重要劳动力。

读书科举是要脱产学习的，本来能够产出的劳动力，不仅不参加劳动，反而去读书。

这一出一进，差距可不小。

因此，能够接受教育的大多是中上层的子弟。（当然，也有个例，凡事无绝对嘛，但个例不足以否定总体规律）

然后，这些出身不错的读书人，再历经一轮又一轮的筛选，最后留下的，即便有些滥竽充数的，其数量也不会太多。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个人的见识和阅历，和他身处的阶级也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以诗赋取士，这一看似荒唐的标准，实际上却是有一定道理的。

“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才，以陈正道。”

待到众人重新归位，李杰试探性的抛出了改革学制的观点。

“然，今学舍虽存，却疏为流表，生徒罕至，朕闻，诸生员竟以两馆为耻！”

“诸卿，何以教朕？”

李杰这段话的大意是，虽然现在学舍尚存，但却是名存实亡，诸多学子，更是以两馆为耻。

宋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