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以北黄河的治理，工程更是浩大，阻力恐怕也会更多。 …… “待河道疏通后，堤坝再建成，各府明年的水患应当能减少许多。”吴桂芳道，“但愿这大堤能保百姓数十年安稳。” “下官也盼望如此。” -治河之事并非仅由内阁会同九卿议事就能解决，涉及了方方面面的程序，柳贺若非亲自上任，也不知晓治河一事竟如此耗费心力，举例来说，要筑堤坝，须得运木料、石料、淤土，须征役，须提供饭食银钱，须勘水流、水质，须统筹开销……具体事务中柳贺参与了大半，眼看着堤坝一日日逐渐成形，他心中自然也有满足感。 但也因此，柳贺休息的时间越来越短了。 他大多时间都在淮安、徐州等府，在扬州府待着的时日其实并不长，因而元宵一过，纪娘子、杨尧及妙妙又回了镇江府，留柳贺一人默默干活。 日子一天天过去，到了四月时，一年间的漕运即将开始，吴桂芳的精力便要放在漕运上，督理漕船押运之事，备漕粮、漕船都是吴桂芳一手负责，漕船押解过程中有延误，责任则在漕运官兵身上。（注2） 因而治河之权暂时下放给了柳贺。 吴桂芳和柳贺于治河一事上相当有默契，但治河之事归柳贺负责之后，弹劾柳贺的折子又一次到了内阁。 为何？柳贺以五品之职督河，于理不合。 不过张居正在此事上并未多言，言官的弹劾也就不了了之。 …… 柳贺数月内依次折返于高家堰、洪泽湖、崔镇、桃源各地，监督堤坝等的修筑，因漕运再开，河道的疏浚进程有些缓慢，且自柳贺督河之后，各府主官治河的积极性便不如吴桂芳亲自督促时。 甚至可以说是开始敷衍了。 柳贺一日查看账目时，发现淮安府账上有几笔银子数目明显对不上，在这之前，各府多多少少都有将河道银挪作他用之事，但因为挪用的数量少，加上若将这些人全处理了，治河便无人可用了，吴桂芳便抓大放小，小的疏漏可以放过。 柳贺也只能感慨，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着实不适合在大明朝当官。 面对这种情况，柳贺也未到吴桂芳那里打小报告，吴桂芳这段时间着实是忙，他便找来淮安府管治河的通判王宏化商议。 淮安府于高家堰等易决口地的治理倒还算尽力，但换上柳贺监督后，如盐城、海州等地的河道治理显然有怠慢。 王宏化嘴上倒是一直在应，但一个月后柳贺来看，盐城、海州二地一切仍如旧。 柳贺也只能如实上报了。 关于河道治理的事，柳贺必然先汇报吴桂芳，眼下他虽负责督河，但河槽之事毕竟仍是以吴桂芳为主导，柳贺不可能代替他这位漕督行事。 但到了此时，上疏参柳贺的折子反倒多了起来。 扬州及淮安二府的知府在此时上了奏章，说柳贺治河时过于严苛，并未考虑到地方人力、物力的欠缺。 而同时，一道来自盐运司的折子也上呈至张居正案头，称柳贺借漕臣之便耽误盐运，并在地方上张扬跋扈，使当地士绅心寒。 一人上疏倒也寻常，朝臣中不遭劾的向来是少数，但柳贺这一次却集齐了地方与盐运司衙门，尤其后者的上疏令人诧异，毕竟盐运与漕运所属系统不同，平日的交集不过是占据了同一条运道罢了。 柳贺来南直隶治河还未满一年，却已在京中足足出了两次风头，而今年这次显然来势汹汹，比以往的弹劾更加猛烈。 柳贺略一思忖就明白了——这一年是乙亥之年，大明朝的规矩是，京察六年一次，逢已、亥年进行，张居正上任时虽临时进行过一次京察，却只是为了将高拱的人马排挤出朝廷，而万历三年的这次京察则是考成法推行后的第一次京察。 以朝中诸臣工对张居正的了解，此次京察，他下手必然不会客气。 柳贺为翰林官时不受京察之扰，但现在他为外官，若是京察中评价不佳，他眼下的官位恐怕不保。 京察之中，不称职者共分为八类，分别是年老、有疾、罢软无为、贪淫、酷暴、素行不谨、浮躁浅露、才力不及，前两类致仕回家，中间三类免职为民，素行不谨者免职，浮躁浅露、才力不及者降一级外调，按这几人对柳贺的弹劾，柳贺至少符合最后两类的标准，一个降一级外调的责罚是免不了的。（注3） 不得不说，这弹劾柳贺的时机选得又巧又准，稍有不慎，恐怕吴桂芳都要受影响，毕竟事情也涉及盐运司衙门，有关钱袋子的事，内阁及六部官员必然会认真对待，若是火烧到吴桂芳身上，恐怕就没有人保柳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