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为盗，那就不会出现法制之法，法制之法的概念，是捍卫个人正当权益的一种共识，不是李悝凭自己的智慧想出来的，如果人人都想为盗，那就不会出现这种共识的，重典也就更无从谈起。 基于这一点，你若采用重典治世，那百姓就会想，我以前犯了法，你会不会清算旧账？而且恶习一旦成为习惯，一时半会也改不过来，这顺手一捞，可能就是死刑，你说他是会去自首，还是会上山为贼？ 这就会出现秦国的情况，秦国的严刑峻法，已经是登峰造极。那你们认为是秦国治安好，还是贞观时期的治安好？” “贞观时期。”上官均回答道。 后面的士大夫们也是频频点头，他们当然是喜欢唐朝，不喜欢秦朝。 别看玄武门之变的黑历史，有违儒家道德，但唐太宗就是后世儒家最喜欢的皇帝。 竖立榜样，首先得找一个成功者，这是最基本的，宋襄公也仁义，但儒家很少提他。 唐太宗不但武功强大，文治也强，再这么一渲染，基本上就是儒家心中完美君主。 至于说李建成么，儒家也没有说不闻不问，自唐朝之后，嫡长子即位是儒家非常坚持的。 因为在唐朝嫡长子即位，都已经成为一种逆袭，那武则天都是一个次女。 拿贞观去压制秦朝，他们当然不会反对。 “正是如此。” 张斐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更何况有些违法行为，都还是天灾所至，那你面对的就是死路一条，就人性而言，只要有机会肯定会落草为寇，好死不如赖活着。 秦朝的严刑峻法，很快就导致满山都是贼寇，自秦孝公到秦始皇，这秦人渐渐明白一个道理，首先，千万别违法，其次，只要违法，就立刻跑路，当强盗去。” 蔡卞就问道：“轻刑可治乱世？” “这是唯一的答桉。”张斐非常肯定地说道。 蔡卞一愣，问道：“此话怎讲？” “我再重申一遍，法制之法是个人捍卫正当权益的一种共识。既然是一种共识，它就会有自我恢复能力，当大家都知道，法律已经恢复，我种田不会再天天有人来抢，大部分人就会回去种田，不会去当草寇，当良民成为多数，草寇就会变得更加虚弱。” “依老师之意，官府是什么都不要做，用老子的无为而治。” “玄机就在这里。” 张斐道：“我方才说行军打仗用重典，这是可以的，且自古以来，对军队纪律的要求，一定是高于普通百姓的，这是一个常识。 为何？因为他们有兵器，他的专业就是杀人，他们非常强大，军队一旦作乱，后果是不堪设想，这一点相信我朝是最有体会的。” 不少人纷纷点头。 宋朝就是从军阀混战中建立起来了，对于将帅管控，已经严到快要自废武功的境界。 司马光一看，这情况不对，大家不是来吵架的吗，怎么他说什么，你们还都赞成？ 这难道这就是说他们的话，让他们都无话可说？ 张斐又继续言道：“同理而言，官员呢？官员手握权力，那么对官员的要求，必然也是要高于普通百姓的。 但是重典是往往伴随着强权，是要给予官员极大的权力，以及极少的束缚，这是不是本末倒置。 再倒置过来就行了，治理乱世的关键，从来就不是重典治民，而是在于治吏，恢复法制之法，还是需要依靠官府去引导。” 本来还在频频点头的老夫子们，听到这话，顿时就惊醒过来。 好家伙！ 说了半天，原来是要重典对付我们？ 此子可真是狼子野心啊！ 叶祖恰似乎也感觉到背后的阵阵寒意，于是道：“依老师之见，当用重典治吏。” 张斐道：“这我才刚刚说完，你就不长记性，百姓如此，官员更是如此啊？这要是重典治吏，官员贪一文钱，那不得将村里的人都给杀了灭口，这是很可怕的。 宋刑统中很多律例都存有这种思想，你将人往死路上逼，多半人就会狗急跳墙，变成亡命之徒，你们将来若从事司法，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上官均立刻道：“那说到底就还是要看官员的能力和品行，而不是看法制之法，这就需要依靠儒家之法，道德品行上佳的官员，才能够治理好乱世。” 老夫子们又面露微笑，此子要不是状元，那真是老天瞎了眼。 治吏得用德，可不能用重典啊。 张斐来到早就为他准备好的木板前，用炭笔写上一句话，正是大宋的祖宗之法，“事为之防，曲为之制”。 这回他是轻轻敲着木板，“我朝祖宗之法，有暗示一丝丝的道德品行吗？” 白发那边顿时射来无数道杀人的目光。 本来是有的，就是你小子给坏了事。 以前的祖宗之法，真是处处充满仁义，他们将太祖太宗的一些政策也都算在里面，全都是儒家的传统政策。 一场官司打得这祖宗之法就变成了一句话。 提起这事，他们就恨啊！ 张斐又道：“我方才就说过，对于军队、官员的约束，必然是要高于对普通百姓。可是道德品行是一种约束吗？不是！是一种自我修养，否则的话，就不需要法律，德治就可以搞定一切。这虽然不算本末倒置，德治还是能够起到辅助作用，但到底不是约束。 而我们的祖宗之法，其实就包含了治吏之法，相互制衡，但是怎么制衡，记住，这是关键，是必须要建立在法制之法上面。 是人去执法，这没错，但是要确保，执法之人亦受法监督。” 上官均反驳道：“可到底法是死的，人是活得，法不可能主动去监督执法之人，还是需要人去监督。” “这个问题好，这就要提到我的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