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高教会的最大基本面当然是在黎区。在传教士们的奔走之下，对临高县境内的黎区传教覆盖率达到了90%以上。全体受洗的寨子有十几个。信徒发展到五六千人。而在临高的汉区，通过协助“剿匪善后”，在山区几个过去匪患严重的地区，传教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随着琼北治安战的展开，传教士们紧随着伏波军的刺刀和工作队，接着渗透到了琼北各县，特别是在儋州取得了很大的效果。 吴石芒不但大肆传教，而且很有心计。他知道元老院里很多人对传教心有顾虑，但是对“移风易俗”却有着一种急切的焦躁感。所以吴院长就指示欧洲来得传教士们和本地信徒中的积极分子，要他们大搞移风易俗的宣传。并且在教徒中身体力行。 移风易俗的宣传，经过吴石芒和白多禄等人的讨论，认定了以“培养卫生习惯，抵制不良社会风气”为主。利用宗教来宣传各种现代卫生习惯，什么饭前便后洗手、清理房前屋后垃圾……正好卫生部的艾贝贝开始在临高本地推行“入院生产”，当即吴石芒就让教士们在布道的时候宣传“入院生产”。还慷慨的专门组织了义务接送队用轿子接送本地孕产妇。在天堂和地狱的双重感召下，临高的汉人教区入院生产比率一下达到了100%，甚至超过了一贯的模范百仞公社。一时间教会名声大噪，艾贝贝对教会大加赞扬，还专门奉送锦旗一面。 除此之外，吴石芒主持稿了一个“礼仪服务部”，杂糅古今中外的礼仪，搞了一套简单隆重的礼仪服务。但是他很狡猾的将其定名为“澳洲式礼仪”，而且根据仪式不同在其中可以不加入基督教成分。因而规避了某些元老的质疑。对于很多没有几个钱的归化民来说，到气派的教堂举行婚礼或者追思会，不需要花钱，教堂里有好听的合唱队，有动听庄重的音乐，有很多鲜花，还有一个和气的神父不管你是不是教徒，都会说些辞藻华丽的祝福或者悼念的话语。仪式既庄重又简单，所以很快在归化民中也流行起来了。 临高教会的发展状况，通过几个友人的信件，传送到了远在三亚传教的张应宸手中。 这一年多来，张应宸以三亚为出发点深入海南岛黎区，以行医为手段传播他的“新道教”，取得相当明显的效果。特别是从三亚向内陆挺进的征途中，他已经成功的“攻占”了四个寨子，“渗透”了十个。所谓“攻占”就是全寨都奉若神明，“渗透”是有了一部分信徒。并且在一个主要的大寨子里建立且医且道的“医庐”。 尽管他势单力薄，但是仗着掌握的现代中医学知识和从润世堂购入的药品一路行医，在黎区畅通无阻，传教的效果并不比天主教差多少。当然，在这一年多的传教生涯中他也遭遇到了很多次的危险，突击学习的野外生存知识和随身现代武器和工具帮了他很大的忙，几次让他化险为夷。但是人少力单始终是他的一个重要问题。张应宸发觉自己没法很快的扩展队伍，吴院长可以坐镇中枢，不断的搞钱搞教会经营，耶稣会的教士们出去传教、布道。他还有白多禄为他充当助手，沟通本地教徒。扩展信徒、经营教会、培训教士，三个方面同时展开，自己却完全是顾此失彼。 几个好不容易才搞到的“道生”因为无人负责培训，只好暂时先放到芳草地继续文化学习。张应宸计划可不是这样――他原本是打算亲自“培育”男孩们的，现在落在胡青白手里，要是给灌输了什么不利于他准备传授的理念不同的知识就不好了。 在种种现实问题的顾虑下，最终张应宸不得不提前结束了在黎区的活动，在年会前赶回临高。他准备先“布置局面”，把自己的地步站稳了再说。 按照张应宸最初拟定的发展计划，新道教的核心机构设在定安县――那里有道教的圣地笔架山，是道教丹道南宗宗师白玉蟾的羽化地。有这样一层光环，新道教在当地修建自己的祖庭条件得天独厚。 至于动工的时间张应宸原先打算准备等海南局面全定，新道教有了足够的信徒之后再开始宗教设施的建设和接收。起码信徒多了，资金才能有保证。但是现在的局面迫使他立刻开展行动――新道教不能没有自己的宗教设施，仅仅在三亚搞一个医庐是不成的。既然天主教会的发展比他预计的快，他也得赶快行动起来。 张应宸先和对外情报局搭上了关系――他的最终目标是大陆，对外情报局掌握着在大陆进行活动的经费、人员和体系。而宗教本身就是一个有效的宣传、渗透工具。新道教起码比天主教显得更“本土化”，所以他和江山等人的会谈一拍即合。在对外情报局的同意和牵线搭桥之下，他又和雷州站的谌天雄达成了正式的合作关系，将海安的情报站邹和尚庙作为“新道教”系统下的一个道观。 但是在临高也得有一处道观。再怎么说，临高将来也是“革命圣地”，新道教得有一席之地。 修建道观的提案没费多少力气就从何影手里得到了批准文书，又从企划院搞到了修建的物资申请。筹措资金却产生了很大的难处，财政部不肯为修建新道观拨款――在此之前临高的教堂全部是自筹资金。盗泉子尽管在宗教水平上比吴院长强得多，但是他有一个很不利的条件：资金来源困难。 临高教会由耶稣会提供的经济支援，相比之下，“新道教”只能从黎苗事务办公室领取有限的活动经费，宗教办当然也有一些活动经费拨给他。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