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应宸自己的硬盘和光盘里除了大量的道教典籍的电子版之外，就是元老院中最为丰富的BL工口漫了。连大图书馆里的此类收藏也不能与之相比。 “我记得香港也出过《金瓶梅》的漫画，画风还蛮写实的。”吕中行说道，“我以前看过，画风和小日本的不大一样，说不定更受本地人的欢迎。就是故事情节编得那叫一个悲剧。” 赵引弓吃了个炸响铃：“这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怎么把漫画的电子版复刻到石板或者木板上？总不能都打印出来吧？就让工人对着屏幕看？” “打印出来也未尝不可，对着屏幕临摹也可以。毕竟电子版总有一天全要湮灭的。全面纸张化留底这是必须的。”周洞天说，“这次我回去之后看看能不能做照相排版――这得看化工部门的人给不给力了――照相制图版比石版印还要方便。就算办不到，我也会先在临高用石板单独印几本，再拿过来给你制版的底本：雕版、石印你随意。” 大家边吃边谈，话转到了如何得到杭州教会支持的问题上。赵引弓虽然已经成功的和他们搭上关系，但是眼下还没法做到能够随意要求教会为他办事的地步。赵引弓不时也去教会走动，和教会里的几个头面人物拉关系，为得就是尽快和徐光启家拉上关系。 但是事情进展的并不是很顺利。赵引弓去了几次就感觉到，教会里的头面人物发展他入教的兴趣远比为他打通徐光启的关系来得大。而为了防止自己与天主教会牵扯过深，引起某些非奉教缙绅的反感，他又不便经常去教会。 张应宸对此却胸有成竹：“我有办法。” “你有什么法子？”赵引弓好奇道。 “办法很简单。”张应宸故作高深的笑了笑。 “你们知道崇祯八年的杭州教案吗？”他问道。 “关于教案，我就知道马赖和天津教案――老曾闹得灰头土脸的那一回。” “明末也有好几次教案，最出名的就是南京教案――” “说正题吧。” “这可以算是天主教会在华传教中的第二次重大挫折。”张应宸津津有味的说道，放了一块春笋在口中慢慢的咀嚼着。 这次大辩论，起于艾儒略与儒士黄贞于福建漳州的辩难。黄贞随后即自闽至浙，遍请儒士禅师，对耶稣会进行教义批判。这些批判文献，最后汇集为《破邪集》。 在杭州进行的两教辩难始于崇祯八年三月，黄贞造访宁波天童寺禅师密云圆悟，圆悟遂写下《辨天初说》，交由禅师唯一普润于杭州张榜公布。天主教会方面未对此举有过回应。 已圆寂的高僧云栖（莲池）和尚的弟子张湉（广字辈）遂于八月持《辨天初说》至杭州观巷天主教堂，将《初说》交予耶稣会士傅泛际。 然而根据《辨天二说》的记述，耶稣会士并未回应此次辩难。于是圆悟于九月写下《辨天二说》，继续在杭州张榜公布。教会方面继续避战，只有部分奉教儒士以云栖和尚生前所作《天说》辩难利玛窦而失败为理由回绝论战。 随后，圆悟和尚再作《辨天三说》，而张湉则根据教会发布的传教文献《辨学遗牍》考证出，昔日作《復莲池大和尚<竹窗天说>四端》者并非利玛窦。而在福建刻本《辨学遗牍》则有“弥格子”（御史杨廷筠之教名）之序言， 该序言中，杨廷筠编造了云栖和尚临终向上帝忏悔的故事。 于是，张湉作《证妄说》再次攻击天主教会。 在这场围攻中，天主教一直处于避战的地位，采取了不参与辩论的龟缩政策。尽管教会中的一些奉教儒企图进行反击，但是教会的首脑人物始终坚持不回应不辩论的方式――这大约是吸收了南京教案中的某些教训。做出一副“清者自清”的摸样来。 事实证明教会的这一策略是有效的，因为很快就有非佛教徒的普通儒士站出来指责佛教徒：“云栖弘济利生之德，昭如日丽中天，人孰得而掩之？彼诬谤者徒自诬耳，何足以损其光明哉！胡不闻古德云：‘一切是非莫辨之’说耶，子乌用是喋喋也？” 很显然，天主教会采取的退让政策，将自己打扮成了受害者的形象，使弱小的杭州教会免于受到进一步冲击，最后安然度过了危机。 “现在可只有崇祯四年。”赵引弓提醒他。要等到崇祯八年，说不定形式已经发生了大变化。 “你听我说下去。”张应宸象卖关子一样，继续说道，“明末的儒士大多有‘逃禅之癖’，以回避社会现实。所以禅宗势力很大。宁波、杭州、嘉兴等地区这一带又是禅宗临济派的主要活动地区。我们新道教的传播会非常的困难。要知道这些佛教徒对道教的态度也不怎么样，我现在挤进去传教，恐怕不会比天主教传教容易。你们知道成熟市场里抢顾客有多难吗？” 众人点头，新道教能在琼州取得很大业绩，无非就是钻黎区没有成熟宗教的空子。到大陆上可就没这么容易了。 对于佛教势力根深蒂固的两浙地区，新道教想要一举从虎口夺食是不可能的，但是提前挑起佛教与来华耶稣会传教士的争论，首先可以削弱天主教的影响力――他们虽然弱小，却有一批热心，愿意奉献一切的教士教徒，发展潜力很大。其次，是利用此次教案打击佛教的声誉，毕竟在整个教案中，佛教徒一直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必然会招来一部分中间人士的反感。 “我现在想在这里分上一杯羹，只有来搞驱虎吞狼之计了来败坏两教的影响了。”张应宸举起酒杯，小饮一口，“我准备提前引发这项争论，借两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