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了，从初一算起，一直到正月三十，差不多天天都是神佛圣诞与下降的日子。崇祯五年鲁南苏北一带水患不断，特别是六月到八月的大水，整个鲁南几乎都遭了灾害，沂州受灾尤为严重。百姓外流逃荒了大半。虽说如此，初一来云升观祝告祈福的信众还是着实不少。特别是一些新近皈依的大户人家，更是趁着这个时机来表达自己的虔诚。 这么一来，原本就显得有些逼仄的道观正殿根本容不下这许多香客，张应宸只好事急从权，从庄家讨了个青石马槽权充香炉立在正殿外面。而即使如此，那呛人的劣质线香气味还是薰得他头昏脑胀。 “香灯水花果这五供养，实行起来实在是够麻烦也够劳民伤财，也得改改才是。”一面满带职业化的笑容向每个向他问好的香客与信徒点头致意，一面向明清指派着： “带上几个师弟，去劝化一下外面的善信，不要乱烧纸钱锡锭，免得招来回禄。” 无论是追思先人还是神前献供，焚烧锡锭纸钱都是根深蒂固的传统，就算是已经成了信众口中活神仙的张应宸也无力和这种传统唱反调。这也不是临高或者海南各县，只要祭出《市政管理办法》和劳教营这样的大杀器就能将一些恶习禁绝干净。张应宸只好变通了一下，在刚推敲完成的《善信规》里规定烧纸钱献供吊祭，必须在指定的烧献炉中进行，烧献之后并需浇水将余烬浇熄。 不过就学习小组传回的反馈情况看，大店庄和左近几个自然村的居民对此倒没有特别的抵触。毕竟对普遍居住在土木结构的房屋中的明人来说，火灾始终是威胁着人身财产安全的最大威胁。乡村中情况还好一些，人口密集的城镇中，因为火灾烧掉铺面宅门而沦为乞丐的富户每年不知有多少。在切实关系到自身利益的事情上，群众永远是最精明的，这也算是从D日开始到如今做了这些时日的“基层群众工作”的张道长的新认识。 不过比起基层群众工作，毫无疑问还是庄家的工作更难做。 不管怎样敬服张道长的医术和道行，儒士对于道教的轻视是深入骨子里的。庄谦或许对救了自己一命的张应宸视为地行仙人，但是那些听闻过他的传闻的乡绅而言，张应宸无非就是个有异术的方士。有求于张道长的时候，这些乡绅老爷也肯于拉下名教中人的脸皮，左一个仙师，右一个真人地奉承着。然而内心而言，其态度也无非是嘉靖帝与陶仲文模式的大明乡村版本。每次和这些乡绅往还的时候，都让张应宸不得不想起那位正在杭州享受他土法提纯的吗啡而欲仙欲死的老不修劣绅。 这种技术知识分子与儒家知识分子的对立在明代可说是登峰造极，见多了大明士绅这种骨子里的傲慢的张应宸很多时候也必须赞成斯巴达克团的社刊《赤旗》里喊出的“把落后士绅全部洗一遍然后丢到东南亚改良人种”的激进口号有其合理性。但是，统一战线的工作也必须做，就算培养不出带路党，能影响出一些开明士绅，对日后的大陆攻略也是有好处的。 相比之下，还是乡绅们的妻妾对新道教来得更为虔诚。看来，妇女工作要常抓不懈才行。 这些日子以来，他四处奔走，为缙绅大户治病从不收钱，只请他们“随缘乐捐”，请他们捐助粮食、砖瓦、柴炭。布匹和中药材，收到的捐纳全部用在救济难民上，自己不用分文。除了要扩大收容难民的规模之外，主要还是要给自己尽快的涂抹上一层“道德高洁”的“真人”光环。 靠着沂州当地缙绅们的“随缘善助”――其中主要是庄家的赞助，加上马三畏的“乐捐”，他用难民作为劳动力，以工代赈的扩建了“慈济堂”难民营，建造了第二道土围子，对原来的土坯草房进行了翻建：盖起了砖瓦结构的仓库、办公场所和卫生所，自然也少不得元老院从来就不惜工本的厕所和浴室－－善众们由此知道盗道长对个人清洁十分看重。 他还给难民营围墙添加了砖砌的角楼和门楼，提高了防御等级。在庄家的支持下“办了团”，拉起一支一百多人的乡勇――用来打仗不成，站岗放哨抵御小股流寇土匪还是不成问题的。 “慈济堂”虽然是庄家等一批缙绅和他合办的，这些缙绅虽然都挂了“善董”的名衔，但是并不具体理事，庄家也只派了一个管事来――这管事也是他的信徒，所以收容救济难民的工作进行的很是顺利。 整个1632年里，他在沂州的转运难民工作还算顺利：1632年沂州继1631的水灾之后再次爆发水灾，灾情十分严重，难民数量激增。慈济堂因为有了庄家等当地缙绅的支持，在当地的救灾收容工作进行的十分顺利。 虽然原本已经打开的通过沂水北上，再走一小段陆路转巨洋水到莱州湾，最后到屺坶岛的路线因为登州叛乱的时间暂时被关闭了，但是发动机指挥部还是打开了第二条线路，让难民从沂州大店庄州陆路以难民逃荒的模式到岚山头，再在岚山头由船只接送出海，运往济州岛。 岚山头是大明的安东卫，不过此时明军卫所废弛，而且鲁南苏北遍地灾情，官兵本已焦头烂额，对大规模的流民过境基本抱着不干涉的态度，只要不在本地暴乱，随你去哪里。道长只是苦于人手短缺，虽然有王瑞相的协助，还是无法在人口输送上倾注全力，所以北上龙口的线路关闭之后，1632年只送走了一万多人。 这个业绩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感到满意。 眼下整个鲁南地区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