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是写给他的恩主梁公子的。梁家一直是他的后台，也是他的重要大客户。币制改革这件事一透出风来，就引起了梁公子很大的兴趣，要他时刻注意澳洲人的动向。 信件里，他详细的写了会议的过程和大家的态度，特别是提到了高举不遗余力的为澳洲人站台吹嘘的态度。看起来澳洲人这次币制改革是势在必行。会议上大家已经初步达成了协议，各行业公会按照规模大小和资本雄厚程度，分摊兑换新币的额度。钱业公会分摊额度最大，要兑换二十万元银元，这个数字公会内部认为还可以接受――毕竟澳洲人给出的兑换条件还算公正，算份量还算成色。白银换银元，说起来也不算吃亏。 然而梁辰龙也把自己的担忧在信里写了上去，他担心白银兑银币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就是要他们接受一定数额的银元流通券。 写到这里，他深深的叹了口气，想到下一步必然还要涉及到收兑到的铜钱将换成辅币券的事情――这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铜钱虽然不怎么值钱，好歹也是钱啊，换成纸片他还真觉得肉痛。 写完信，他将信件封好，摁上密押，叫来一个心腹，小声吩咐了几句。 信照例不送到梁府上，而是送到访春院去找月婉姑娘那里，月婉是梁存厚“梳拢”的，等于是他养在行院里的外室。很多不易光明正大的事情，都是通过她那里接头。 仆人领命去了，梁辰龙望着他的背影，不由得吐出一口气来。 刘翔坐在办公桌，看着桌子上的最新人口统计表，根据广州警务系统建立起来之后进行的第一次户籍登记资料，他第一次知道了广州特别市的确实人口。 按照过去明朝留下的南海、番禹两个附郭县的行政区划，加上城外预计将要划入“郊区”的范围，包括河南岛等地，户籍人口一共二十八万三千七百人。包含了所有在广州有固定住所的常住人口。不包括诸如关帝庙人马这样的“浮浪人口”――这部分人口至少也有一万多。 新得户口登记不做非农和农业的区分，因为在17世纪这两种人口之间的区分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除了城里的伙计店员工匠农忙的时候还乡帮忙，乡下的农民短时间进城来做工，在广州城里还住着有不少货真价实的农民，在城里种地。因而只做职业大类登记――毕竟在这个时代，一个人从事的职业基本上是终身制的。 户籍人口数字不包括疍民的人口，河泊所接收来得疍民数据很老，还是张居正时代的统计。按照这个过时的数据，在河泊所登记的疍民有二万二千人。但是留用的河泊所的老吏说，疍民的数字远远不止这些。由于他们居无定所，漂泊不定，所以很难确切统计人数，不过长期在广州城外西江和珠江水面活动的疍民不会少于四万人。 要彻底弄清楚疍民有多少人，除非让他们上岸定居。1950年广州市政府的第一项大规模实事工程就是修建疍民住宅，让疍民上岸居住，从而第一次控制住了这个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群体。 控制疍民，让他们登岸居住编户齐民，对珠江水系的上上治安有莫大的好处，甚至对广州的治安都有好处：自古以来江河湖泊就是不法分子的天然隐匿地。 但是现在刘翔的广州特别市政府无力这么干，他只好暂时放弃控制疍民的企图。把主要精力放在新货币的发行上来。 新货币的信用，关键在于购买力能否得到保证。刘翔很清楚，一旦开始发行新币，钞票的发行就会象破堤的洪水一样。 一是广州的市面上本身的货币流通需求。这个数字到底有多少，谁也没有底――大明没有统计局，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银行，到底有多少银子铜钱在市面上流通，谁也弄不清。财金省只能粗略的估计大约需要流通券大约一百万元。财经省唯恐不够，已经下令在香港造币厂加印数百万元的钞票。其次是广州市政府开销。广州市政府的开销比起过去的广州府来说，膨胀了一百倍都不止。新建许多机关并且维持运作，迅速膨胀的公职人员，收容的旧人员，救济灾民，市政工程……外加有增无减的军费需求。都急剧放大了需要投放市场的新币数量。刘翔和财经省特派员小组粗粗估算之后，已经对新货币的通货膨胀产生了忧虑。 刘翔拿起另一份秘密报告，这是最新的广州粮食库存统计。取消牙商，建立两个大宗货物批发市场之后，强制性的规定所有大宗粮食交易必须在市场内进行销售。外来的长途贩运粮商，成批出粜粮食的农户和地主，本地从事批发零售业务的粮行、粮店，都要在市场内进行。元老院的经营粮食的国有企业，合作社和大昌米行也在市场内开设了营业所。作为经营和干预粮食贸易的窗口。 同时，通过工商联合会和同业公会对城内的从事粮食批发、零售的大小粮食行粮店进行库存统计，这么一来，市政府算是大致弄清楚了广州的大宗粮食存底，贩运商、本地批发商、零售商的糙米总库存大约有2600吨。这个数字，大约可以供应整个广州市场一个月。 2600吨按照市政府过去对人口的估算，连一个月都支撑不了。不过林佰光认为过去的估算不科学。虽说总人口估计和统计的差别不大，但是每人每个月14公斤的吃粮数量偏高了。首先老人和小孩吃不了这么多，其次城市居民每个月供应11公斤勉强也够了。这城里的贫困人口占到了一半以上，他们的日常吃粮根本达不到月11公斤的水平。此外，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