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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求文学才识堪济时务者，一求武勇智略能摧锋陷敌者，一求身有冤滞拥抑不申者。 (《资治通鉴》)

别说，王世充这道所谓的“求贤令”，还真的起到了作用。顿时，洛阳城内，进谏上书言事，成为了一种风尚。王世充的太尉府前，门庭若市，几乎每天都有人前来向王世充提意见、上书进谏：

于是上书陈事者日有数百，世充悉引见，躬自省览，殷勤慰谕，人人自喜，以为言听计从，然终无所施行。下至士卒厮养，世充皆以甘言悦之，而实无恩施。 (《资治通鉴》)

自从王世充允许全民进言之后，每天上书言事的官员、百姓，多达数百人，王世充都是亲自接见，事必躬亲，好言劝慰。从表面上看，王世充似乎做到了从善如流，广开言路，但事实并非如此；王世充是典型的小人乍富，他不像唐高祖李渊、窦建德那样，真心实意地对待人才。他的这些做法，只是面子工程，故意摆摆姿态。实际上，口惠而实不至，对待提交上来的种种意见，王世充一概不予接受，置若罔闻。

应该说，王世充的权势地位，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顶峰。随着王世充权力的逐步扩大，他的狼子野心，也在慢慢膨胀。这个时候，王世充的内心深处，萌生了一个邪念：篡逆。他要废掉皇泰主这个傀儡，取而代之，自己当皇帝。故而，王世充开始紧锣密鼓，实施自己的篡位计划。

虽然，王世充此时才是洛阳的实际操控者，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但是，仍有不少人不服王世充，只是慑于他的淫威。更何况，皇泰主杨侗是隋炀帝的嫡孙，是隋朝旧臣共同扶持的皇帝。如果贸然废黜皇泰主，王世充势必会引起隋室旧臣的公愤，那样得不偿失。所以，此事还得循序渐进。

一方面，王世充竭尽全力，讨好皇泰主，表现得十分恭敬，与皇泰主虚与委蛇；另一方面，王世充则时刻对皇泰主保持戒心，将他牢牢掌控在股掌之中，严密监视着皇泰主的一举一动。

为了稳住皇泰主，王世充特意请为皇泰主的母亲刘太后假子。同时，王世充还给刘太后上尊号“圣感皇太后”。至此以后，王世充愈发骄横无理，跋扈不臣。但是，王世充并没有因此放松对皇泰主的警惕，相反，他一直处处提防着皇泰主。王世充知道，皇泰主对自己恨之入骨，只要有机会，一定会痛下杀手。

有一次，王世充入禁中赴宴。回家之后，不知何故，竟然呕吐不止。于是，王世充怀疑，是皇泰主在酒食中下毒，要谋杀自己。自从这次赴宴之后，王世充再也没有进宫，去觐见皇泰主。

皇泰主虽然年幼，却聪慧过人。他非常清楚，自己如今身处王世充的牢笼之中，受制于人。为今之计，只有委曲求全，以图将来蓄势待发。因此，皇泰主只能日日礼佛，从宫中拿出一些财物，交给众僧侣，让他们去赈济灾民。皇泰主这样做，除了是给自己祈福，也是为了笼络人心。

不过，皇泰主低估了王世充的势力。王世充的眼线，遍布皇宫各个角落。皇泰主要将这些财物，运出宫去，必须经过城门。然而，把守洛阳章善、显福二门的，正是王世充的两个爪牙：张绩、董浚。他们严格检查进出物件，皇泰主所要赈济灾民的财物，根本无法运出宫外。

控制住皇泰主，不算什么。接下来，王世充便展开舆论攻势，为谋朝篡位占领思想制高点。历朝历代，凡是权臣篡位自立之前，总会炮制出一、两起所谓的“祥瑞事件”，用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为了能够夺取皇位，王世充也在肆意炮制“祥瑞”，通过这种方式，动摇皇泰主的统治。

武德二年(619年)正月，王世充授意手下党羽，假借进献印玺和宝剑的机会，对王世充说，浑浊的黄河之水，突然变得格外清澈。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上天降下的祥瑞，王公看来是天命所归：

是月，世充使人献印及剑。又言河水清，欲以耀众，为己符瑞云。 (《资治通鉴》)

无论是发动洛阳宫廷政变，还是与李密瓦岗军决战，王世充始终秉持一个原则，那就是必须掌握住军队。王世充一直信奉，枪杆子里出政权。只要兵权在手，等于拥有了一张王牌，这是夺取皇位最大的资本与实力。

武德二年(619年)三月，王世充集结大军，带着洛阳百官中支持自己称帝的亲信、党羽，向新安进发。此次行军，王世充对外宣称征伐新安，实际上，则是在为篡夺皇位做前期准备工作。

在军中，王世充召集臣僚将佐，秘密商议，却不是在讨论如何用兵，却在密谋如何取代皇泰主。几乎所有人都赞同王世充废帝自立，唯有一名叫李世英的大臣，坚决反对，他对王世充说道：

四方所以奔驰归附东都者，以公能中兴隋室故也。今九州之地，未清其一，遽正位号，恐远人皆思叛去矣！ (《资治通鉴》)

面对李世英的意见，王世充内心当然非常反感，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