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性”诗人的高大形象。
巩县杜甫墓前还有另外一副对联，在写作手法上与此相同。
以忠爱为心，国步多艰，匡时句出惊风雨；
为生民请命，痌瘝在抱，警世诗成泣鬼神。
这副对联立意上与前一副对联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笔墨更浓烈，感情也更沉郁。联句中化用了杜甫本人的诗句：“落笔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因此更突出了杜甫作为“诗圣”的特点。
2）引述生平，宣传业绩
这一类人物对联，用现代文艺理论来解释，就是具有“写实”的特点，也就是说，作者会将撰主独特的经历和事迹在对联中具体展现出来。但是，对联毕竟不是报告文学，也不是小说，它是受到严谨的格式限制的“诗歌的变体”，因此在表现撰主的个人经历上必然与散文体的其它艺术形式（包括小说、报告文学和一般散文）有着巨大的区别。由于受到篇幅和格律的限制，它在展示对象的事迹方面，只能以高度概括的方式，拣精撮要，画龙点睛，将人们所熟悉，同时又是撰主生平当中最典型的事件概述之。当然，引述生平，宣传业绩并非就事论事，而是要借此形成对撰主的肯定和推崇的意思，因此，对联写作者有时会在介绍撰主个人业绩的基础上，加以适当的评点议论，籍以提升对联的气势、品格与境界。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一类对联。
三顾感殊知，西取东和，远谟早定三分鼎；
两川臻大治，南征北讨，遣表长留两出师。
——成都武侯祠对联
诸葛亮（181——234），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字孔明，琅邪人。
上述对联，恰恰把诸葛亮一生中一些最重要的事迹概括其中，使读者如揽诸葛武侯（诸葛亮受刘禅之封为武乡侯，后人简称为武侯）轰轰烈烈，开基拓业的平生，如睹武侯兢兢业业，勤于王命的身影。
这副对联，纯粹是一副写实的对联，联中仅仅把诸葛亮为人熟知的几项主要功绩开列出来，并未加半点评议。但由于诸葛亮那光照千秋的形象早已经深入中国普通百姓的心目当中，所以只要提起他的事迹，就足以在人们脑海中产生一种高大和圣德的联想。
再举一例类似的对联。
儒术岂虚谈，水利书成，功在三江宜血食；
经师偏晚达，专家论定，狂如七子也心降。
这是清代著名大臣林则徐替归有光祠所写的对联。归有光是明代著名的学者和散文家，曾长期在嘉定安亭江上讲学，后人在县内替他立有祠堂。归有光出道很晚，六十岁的时候才中进士。但他在文学上的贡献很大，一度大力提倡唐宋古文，反对当时占据文坛的“后七子”们一味模仿秦汉时期的文法，导致文风僵化的做法。清代著名的“桐城派”散文亦颇受其影响。林则徐认为，归有光的贡献并非仅局限于学术和散文创作方面，他曾写过《三吴水利录》，对治理江浙一带的水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仅此就应当受到人们的祭祀。而他在散文理论上的贡献，就连受到他指斥、声誉很大的“后七子”也不得不心服口服（“后七子”领袖王世贞在归有光去世后曾作《归太仆赞并序》，对之大加褒扬）。
这副对联总体上讲也属于“评功摆好”的“写实”性作品。30几个字的对联，简略如同一首诗，却从总体上将归有光一生的主要经历和事迹概括其中。上联末尾的“功在三江宜血食”略带评点的意思，但却并未影响全联的基本风格。
（3）弘扬品格，彰显精神
这一类的对联，依笔者自己创作对联的经验，较之宏观定型或宣传业绩两类对联在写作上要更容易一些。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宏观定性类的对联，需要从整个历史、整个时代以及整个社会的全局去寻找坐标，其包容性和涵盖性非常强，如果写作对象没有这么高的历史地位或者对联作者自身达不到把握历史时空的境界，则无法从适当的高度来看待撰主，当然也就无法写出高屋建瓴的作品。至于宣传业绩性的对联，固然可以平实的方式去切入，但一方面需要作者具有对撰主事迹的高度的概括能力，另外，如果撰主事迹早已为一般人所知悉，则难以达到出新的目的，易给人以陈旧感。而弘扬品格，彰显精神类的对联，立足点可高可低，概括面可宽可窄，切入角可深可浅，或举一反三，或以虚带实，或从小见大，总之，要能反映出对象的精神面貌即可。
再看一个例子。
狂到世人皆欲杀；
醉来天子不能呼。
这是一首赞颂李白的对联。李白，和杜甫一样，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文学史上，人们将他们二人并称为“李杜”。杜甫被后人称为“诗圣”，李白则同样有着“诗仙”的美名。李白天资聪颖，才华早露，博学广览，且好行侠。他的诗歌雄奇奔放，瑰玮豪迈，充满丰富的想像和浪漫的色彩，年纪轻轻的时候，诗名就惊动海内。但是，李白生性高傲，蔑视权贵，甚至连皇帝的宠妃与朝廷的重臣也不放在眼里。他的狂放不羁，他的傲岸秉性让一般的世俗之人直至王公大臣们心怀嫉妒，不能容忍。杜甫对他的才华最为崇敬，在自己的诗篇中写下不少同情和赞扬李白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