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弘治，在后人的许多历史学家眼中是整个明朝中兴时期，是因为朱祐樘跟张皇后在执政期间，勤勤勉勉，曾有人这样评价他“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也”都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朱佑樘对待感情的程度比起他的父亲朱见深来说，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宪宗皇帝只爱比自己大十七岁的万贵妃，而其它的嫔妃、皇后一大堆，可是朱佑樘一生只将一人捧在手中，不离不弃，从始至终在身边只有张皇后一人，再无一个嫔妃，这也算是中国封建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的纪录了。

是因为朱佑樘从出生起经历了东躲西藏、食不果腹的生活有关，随着生母的去世，朱佑樘的内心充满了悲观，这时，张皇后的出现给他重新带来了生活的温暖，而朱佑樘也用自己的行动表示了对张皇后的爱，那就是坚持一夫一妻制，一生都不纳一个嫔妃。两人过着恩恩爱爱的生活，在这样一个封建社会中十分难得，让自认为在红旗下长大，从小接受男女平等教育的章子俊也不得不敬佩，竖起大拇指。哎呀呀啊，不是我章子俊好色，而是突然间生活在古代像明朝这样的社会中，实乃是男人的天堂，女人只能依附着男人生活。那个男人能抵挡得住，心一软就会多一个老婆，再一软又多了一个。

可是接下去要说的这件事，直接亮瞎大众的狗眼，经过大半年对桂林周边的剿匪后，陈金果然升迁为南京户部尚书，后又召为左都御史，出任云贵巡抚加总督。因为在贵州一带有一个叫作米鲁的贼妇多次击败官兵，攻陷城镇，起兵“造反”。

明朝对云贵地区的统治延续了元朝的土司制度，即土官治土民，朝廷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地方政权，任命当地的土司为世袭的政权领袖。朝廷又制订相应的制度，加强土司的管理，包括土官的职类、承袭、贡赋和征发等。明朝推行这种土司制度有其无奈的一面，这些地区距离朝廷中央很远，当地土司势力强大。朝廷如要强力占领这些地区，面临的困难是：1.劳师以远，军队驻扎耗损大量的人力物力；2.当地土司反抗，纷争不止。这样一来，朝廷就陷入泥潭而无法自拔。正因为朝廷无法占据这些地区，才会采取土司制度，由朝廷和当地土司共同统治这些地区，实际上是朝廷对当地土司的妥协。造成的结果是，这些地区的实际统治者是土司，朝廷只是在名义上占据这些地区而已。

朝廷对西南地区的土司政策，以贵州为例，明朝中央为了控制贵州，设置了完整的土司机构、官阶和继承系统。官阶设置方面：最有权力的土司受封从三品、宣慰使，这就是俗称的土司王；其次有从四品、宣抚使；正五品、安抚使；从五品、招讨使；从六品、长官司长官。此外，在汉化程度较高或者汉少结合的地方，朝廷设置州府县，长官也由土司担任，俗称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官阶和中原知府等官阶相同，但职位是世袭的。除了地方一把手外，二把手以下地所有职位，什么同知、佥事、通判、县丞等，也都是由世袭土司担任。

官阶继承方面：明朝规定土司继位必须经过朝廷同意，受封者还要赴京师朝拜。“土官袭替必奉朝命，虽在万里外，皆赴阙受职”。部落族长由一家一姓世袭，往往是族内选出族长，由族长上书朝廷请求袭封官职，朝廷予以承认。但实际操作上，由于交通不便，西南十万大山尤其艰难，所以进京朝拜一项基本上流于形式。比如到了弘治年《孝宗实录》记载：“各处土官子孙近年以来，当袭替者各令量出仓粮遥授以职。遇朝觐托故不来，遇圣节称病不出，甚至恃强杀掠侵占地方，盖因不知朝廷恩威，遂积生骄肆”。可见土司的独立性之强。什么叫土皇帝，这才是真正的土皇帝。

明代西南土司众多，由于西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仍有母系氏族社会残余，所以女性的社会地位高，甚至能继承土司之位。女土司在明代是允许存在的，因为土司地区保留母系氏族残余，所以土司的继承问题较为混乱，原则上子女、女婿、兄弟、妻子、侄子、养子等都有继承权，归根到底是看谁的拳头更硬。洪武1383年，朱元璋就册封商胜为武定（今云南楚雄武定县）军民府女知府，算是开了女土司先例。在此后的岁月中，女性争夺土司职位愈演愈烈。比如正德1520年，发生了四川芒部府土司争夺战，老土司陇慰庶子陇政和陇慰之妻支禄争夺继承权；万历1582年，又发生了永宁宣抚司宣抚使奢效忠之妻奢世统与奢效忠之妾奢世绪的土司争夺战。

土司区实行的是农奴制，甚至是奴隶制，土司对麾下所有人都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凡是土司统治区域内不存在反对的声音。土司集行政、司法、军事于一身，税收只需要象征性地给官府一点，其余全是自己的。而且中原皇帝会更替，而土司可都是千年起步，祖祖辈辈统治这里，所以有句话叫“铁打的土司，流水的皇帝”。一旦成为土司，就等于给后代挣下了长期饭票。因此土司之位往往被人觊觎。

但谁能想到，一场狗血家庭乱伦剧，居然引发了西南三年动乱，逼得8万明军围剿，这就是米鲁之乱。但米鲁之乱不是简单的家庭狗血剧，这背后有米鲁个人的野心，绝不是极端女权宣布的女性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