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裴庆这样信心满满,这自然是有原因的...而且他相信，每一个读过许盈《战国论》初稿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

在几年时间里，《战国论》一点一点完成,如今初稿已经得到，最后只是一些校验、修改的工作了而已。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已经能窥到《战国论》全貌。

许盈给战国七雄每个诸侯国都写了一篇几万字的文章，其中史实很多,但相对于分析和议论,史实也只是配角而已。许盈往往从一个诸侯国的兴写起,最后又写它的衰,兴衰的起因、影响都非常清楚。

他用来现代历史学家的分析法，比如今一些史家片面的观点要全面的多,表现在文章中就是观点清晰、全面可信。

虽然一开始许盈写的是《齐国论》,但在最后整理书稿时，《魏国论》又被排到了第一个。因为‘三家分晋’之后，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周天子承认了赵魏韩三家的诸侯地位（过去只是晋国大夫）,这标志着战国时代开始。

而魏惠王也是第一个称王者！

更进一步说,在魏国的李悝变法也是各国变法的祖宗！也是有了李悝变法,这才有了秦国商鞅变法，楚国吴起变法,赵国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燕国乐毅改革，韩国申不害变法，齐国邹忌改革——当然，除了这些变法之外,战国七雄其实在其他时代也有变革，只是这些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而已。

因为这个原因，许盈选择了《魏国论》作为开篇。

此时‘战国’这一说法来自于西汉刘向编订的《战国策》，生活在战国时期的人并不知道自己所处的时代名叫‘战国’，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周朝人来着。而战国到底以哪一年起始，其实也是有不同的说法的。

最早的说法是公元前481年，即周敬王三十九年，孔子所修订的《春秋》记载的历史至这一年为止（主要是孔子去世了，自然没办法再继续编纂《春秋》）。

而后司马迁著《史记》，其中以周元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475年，开始叙述六国事。之后刘向编订《战国策》，《六国年表》中采纳了这个说法。

另外也有说以周贞定王十八年（公元前453年）

为战国开始的，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三家分晋之事（说是三家分晋，其实是三家分智。那时晋国的大夫互相征伐兼并，总共有赵、魏、韩、范、中行、智六家，智氏才是最强的。此时的晋国至少名义上是存在的，只不过如同周天子一样，名存实亡罢了）。

等到真正三家分晋，那已经是大几十年后的事了！

许盈却哪一个都没有采纳，而是在《战国论》中提出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为战国开始！这也是现代史家认可的。

这一年周天子承认了赵魏韩国三家的诸侯之位，这也标志着战国七雄中最小的三兄弟就位。虽然赵魏韩三家在此之前就已经实际上消化了晋国遗产，无诸侯之名，而有诸侯之实，但华夏人就是这样，讲究一个‘大义名分’。

所以《左转》中孔子才会说‘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

古代时的起义，只要没有登基称帝，官方的重视程度就要低一等。而若是打出皇帝名号，不管实力是强是弱，立刻就会成为朝廷官军的第一攻击目标。

而中国的历史朝代断代上也完全遵循这一点，最重视的也是第一代皇帝登基的时间！

并且，周天子承认赵魏韩三家，这也不是一个名义那么简单...同时也在不经意间展露出了战国和春秋完全不一样的气质——相比起打仗都彬彬有礼，这样的事能做，那样的事不能做，也决不允许杀死做过国君的人（所以那个时候很多国君会流亡国外）的春秋，战国才是真正的礼崩乐坏、弱肉强食，再无一丝规矩可言。

赵魏韩‘下克上’成功，这本身就是对礼仪和仁义的极大破坏。而周天子迫于时势，也认可了这种变化——后来赵魏韩国站稳了脚跟，这也说明其他诸侯国，甚至天下人也认可了！

大人，时代变了！

许盈的《魏国论》是从魏文侯尊子夏为国师，然后子夏在西河教导弟子，建立起赫赫有名的‘西河学派’的事说起的——对于现代学生来说，学习历史大都限于浅尝辄止，可能并不了解西河学派。

但只要翻阅史书就能明白这个学派有多厉害了！

当时聚集在西河的士人有李悝、段干木、田子方、谷粱赤、公羊高

等人，单说这个名单，许多对历史了解不多的人还不能理解其中的辉煌，只知道一个李悝...但再往下追溯，就知道段干木和田子方为魏国教导了大批人才，如公孙痤和公子卬。

大名鼎鼎的商鞅在魏国是就是侍奉公孙痤的...公孙痤是魏国的相国，死的时候为国君推荐人才，提到了商鞅。说了历史上非常著名的那句话，卫鞅这个人很有才华，要么就用他，不用就杀了他。

不然去到别国，这个人一定会成为魏国的心腹大患！

只能说古人真的很喜欢立fg，最后果然一语成谶。

而战国时的风云人物，比如说吴起、公孙衍、张仪、范雎、孙膑，不一定都是魏国人，但都来自魏国（很长一段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