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一大早。

晨光里，曾教授带着泪眼婆娑的老妻孙女，在家前门悄无声息地送走了伪装成一对农村人的佳儿佳媳。

留下的仨人静静呆立了片刻，还是曾教授叹息一声，道：“回吧，回吧，还有一场硬战要打呢。”罢言，伸手将门口那亲笔提字的牌匾摘掉，之后再无曾宅，曾家只留下三人，老的老、小的小，动荡不安的时代，人人都可以欺凌一下。

可，如不送人儿子，以他那‘阳春白雪’性子，哪受得一丝丝的欺凌？那不是让他走上绝路吗？送走他，还有五成的把握又活下去。

缓缓关上大门。

曾教授回了一楼的卧房，扶着老妻，躺回老旧的木板床，耳边听着木板床吱哑吱哑声，心下暗忖着：今天就开始装病吧，反正学校已放假，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发出，今年下半年将没有大一新生，给北京的旧友去封信，了解下具体的情况，到底坏到哪里去了？

1966年8月18日

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小兵——宋任穷之女宋彬彬（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学生），宋彬彬把一枚红-卫-兵袖章给主席戴在了左胳膊上。

几天后。

宋彬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了她给主席戴红袖章的经过—— 在天安门城楼上，宋彬彬突然想到应该让主席也参加我们的红-卫-兵。有了那个让她怦然心动的想法后，她找到了主持大会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想献给主席一个红袖章。在过去的集会上，经常有给毛主席戴红领巾的事情，所以工作人员也就很痛快地把她带到毛主席身边。主席问她叫什么名？宋彬彬回答后，主席说：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说要武嘛。从此，她改名为宋要武。

此后，一些人纷纷效仿，把所谓带有“封、资、修”色彩，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名字，例如什么“梅、兰、竹、云”、“春、夏、秋、冬”的，或者带有孔孟之道特征的“仁、义、理、智、信”等等，都改为“革命化”的名字。

为了显示“革-命”，破“四旧”开始后，红小兵在神州大地上掀起了改名浪潮。公-安-局户籍管理部门则以“报则速批”为原则，表示了对这种“革命行动”的支持。改名浪潮也迅速波及到全国其它城市。造-反的学生和工人称之为：“横扫千军如卷席。”

美丽少女——曾澜澜有些不安地与爷爷奶奶一商量，最后也跑到了徐家汇公-安-局-分-局户籍管理部门要求改名，从此，曾澜澜成了曾用名，她改名为曾继红。

曾继红暗自唾弃自己，真是贪-生-怕-死的孬种。

不过还是拿着手里的更名证明，以及粮本（粮本上面记录着一家子每月能买到的粮食定量）和副食本找到街道办事处，办事人员是个中年大娘，人削瘦的很，个儿也不高，可声音却异常洪亮，当曾继红泪眼婆娑地与办事人员说明了自家近期情况时，她还是安慰了曾继红一番，当曾继红说：父母亲暂时不在家，接下去他们的粮食供应先停止。为此，工作人员还赞叹曾家思想进步，是好同志！

办好事后，曾继红边回家边想着：不是她曾继红有多高大上，而是这个时代、这个大城市还是小心谨慎些，什么占国家便宜什么的，那他人一举报，就是一条明晃晃的罪证，找社会主义墙角什么的，是要挨-批挨-斗的。

关键是国内太缺粮，粮食是人人都有定量，刚出生婴儿每月定量是三斤，不过那得是城市户口，城市户口的小孩子每长一岁便增加两斤粮食供应，直到二十一斤封顶。

曾继红上初中时由学校开证明，然后带着学校证明去街道增加到二十五斤，下个月她就可以去高中开个证明去街道增加到三十一斤，据说比普通乡镇干部还要多一斤。

一年之前，曾家有来自海外亲朋好友们寄回的大桶米大桶油大箱罐头大量糖果等等。可如今，曾家的粮食有，曾爷爷45斤（二成细粮，八成粗粮），奶奶21斤（全是粗粮），曾继红25斤（一成细粮，八成粗粮）。曾继红每日会提供几个新鲜水果、几棵新鲜蔬菜、几个新鲜的玉米土豆地瓜等等，细粮太少，不过吃粗粮于身子有益，之前家里有爸爸妈妈，她也就万事不管，如今吃饭的问题得她来安排了，爷爷聪明的病了，就不会让他起床。

几天功夫，北京市大街小巷，南城北城，工厂农村，面目全非。

到处是花花绿绿的大字报、大标语、倡议书，到处是红-旗、红袖章、红喜报、红毛选，《革-命-造-反歌》、《红-卫-兵-战-歌》、《毛-主-席-语-录-歌》成天放个不停，大街上无论男人女人一律是军服、解放鞋。

面对这热火朝天的“造-反”运动，北京市的居民纷纷把四合院大门上的“福”字和一些表现吉祥如意人丁兴旺的对联刮掉、砍掉，或者用时兴的对联遮盖住。拥有私产房的市民纷纷跑到房管局申请上交房产，当时房管局里每天都排着长队。

曾教授从在京城的老友来信中得知大体的事情，考虑了半宿，次日便要拖着病体去上海房管局申请上交房产，可是他力不从心（让曾继红下了药），曾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