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兴七年初，在输掉骆谷合战的情况下，蜀军遭遇刘表入寇巴东，致使刘范不得不回军巴蜀，巩固根本。但如此以来，一个战略问题就摆在了刘范面前：蜀军退出骆谷后，就彻底丧失了对关陇地区的影响力，进而使司隶府轻易稳定局势，将北面的陈仓、骆谷诸道封死。而在骆谷一役，也证明了蜀人战力不若西人，蜀朝想再向北取得战略突破，实质上已无可能。

故而刘范不得不在汉中一带采取战略守势，而将战略重心放在南方。在刘焉去世之后，他明面上南征诸蛮，治理民政，与荆州刘表交好和平，暗地里却在江阳、江州一带建造楼船，操练水师，又收买建平、天门诸将，积蓄十载，谋定后动，方才有在炎兴十六年的席卷荆州。

但长久以来，刘范并不能满足于经略江汉。从史书上来看，自古以来，能够成就统一大业的君主，不是占据富庶的河、洛地区，就是借助关陇居高临下的地形优势。而在南方经营，即使一统荆、扬，恐怕也难以与东西两朝的铁骑争锋。更何况下游的孙策也是一时雄杰，双方于云梦对垒，胜负当在两可之间。

故而这几年内，刘范仍多次向北方试探，联络陇坂、岷山之间的白马羌、参狼羌等羌氐，试图从凉州寻找陈冲的破绽。然而结果令人失望，初时羌乱虽有反复，但随着陈冲于炎兴八年亲自平羌，关羽于炎兴十一年复通西域，陇右各地也基本向西朝归心。

就在北方的局势已看似完全陷入僵局，诸将都赞同东南战略的时候，随刘范入蜀的御史大夫董昭仍坚持出兵关陇。他上书说，国家虽已定下“地跨荆益、渔利河洛”的计划，但天下险要仍在关陇，“关中四塞，民悍人朴，乃霸业用武之地”，而天子又仍在长安，所谓“齐桓尊王以图霸，项籍弑帝而丧予”，所以绝不能放弃北伐。至于如何用兵，董昭也想了一个法子。他声称江汉战略不可偏废，可以先以少量兵力羊攻宛洛，吸引西朝重兵，然后再用主力再次翻阅秦岭，兵出郿县，他在长安城中颇有故交，可以作为内应，必能攻下西京。到那时，蜀军“克复旧都，建举大义，困贼于丹、沔之间，示天下形势。则司隶之士，久渴甘霖，莫不应声而从，弃桀纣之暗，投汤武之明。以顺克逆，天下何愁不大定也！”

刘范看到这份上书后，初时哭笑不得。董昭虽懂政治，但在军略上不过赵括、晁错之流，宛洛地势开阔，如何令蜀军在缺少战马的情况下，吸引西朝的重兵来攻呢？而司隶府在陈仓、骆谷两道中设有关卡，如何带领大队兵马顺利进入渭南，又是一个大问题。而最后将攻城的希望寄托在长安的内应上，更是一步险棋，一旦失败，就将不得不顿兵于坚城之下，若遇到不得不在城外决战的情况，结果将凶多吉少。

但思量之间，刘范忽而得了新的灵感。这大约是在炎兴十四年八月的时候，他将董昭此书拿出，与王府重臣张松、黄权、张任、董昭、吴懿在府中议事，诸心腹幕僚在下首站立旁听。

众人议论半日，也和初时的刘范思一样持谨慎态度。到了中午，刘范考虑再三，终于说：“众位的意思其实和我想的一样，往北取关陇，我现在是有心无力的，即使攻下西京，刘备陈冲必然拼死来争，恐怕我也很难守下。”

“我的意思是，争关陇是争不了了，但我要天子这个人！我要令人带数千轻骑飞驰西京，接来陛下南归。西人来追，则将之击败。我不要关陇之地，自然不会引来陈冲拼死相搏。这样做，如何？”

黄权争议道：“可天子毕竟是天下之尊，我听说陈冲在宫中严防死守，派几千人过去，当真能把他接过来？如果不成，又把数千精锐置于险境，是否妥当？”

张松解释说：“所以才要先拿下江汉，等我们驻兵襄阳，自上游出重兵出其不意攻破武关，逼迫陈冲来救，刘备又要征讨曹操，到时长安就无人能主持大局，我们兵临城下，胜算当有七分。”

“如果陈冲不来救呢？”

“那我方就可以收复帝乡，兵临东都，整个河南之地都将为我所占。”

黄权听他这样说，就问刘范说：“殿下，除去公仁外，恐怕还要派一位勐将随行，殿下可有人选？”

刘范看了一眼麾下众将，缓缓说道：“文远在西京待过，又勇冠三军，让他去最为合适。”

此事就这么定下了，转眼两年过去，刘范原定跨有荆益的战略已经实现，并也与孙策约定，将在炎兴十八年年中出兵。然而在得知东朝进攻辽东后，刘范顿时大喜，对董昭道：“曹操这一动，刘备必不肯坐视，不出一月，他必以重兵入河内，公仁，入关的时候要提前了。”于是当即着手出兵令董昭张辽奔赴南郑，并亲率江陵诸军直攻樊城。

在路上，张辽与董昭彻夜详谈此次北上的细节，此次进兵只有一次机会，所带的又是蜀中最为稀缺也最为精锐的五千骑兵，一旦出现差错，后果必将是不堪设想的，他们势必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