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自黯蓝中透出些缕晨曦。

大明的早朝，自太祖朱元璋起便是‘未日出而临朝视百官’。

做皇帝的都得鸡鸣而起，天不亮就收拾着去上朝。何况是大臣们，更是得披星戴月，黑灯瞎火就往紫禁城赶。

故而不上早朝的日子，晨起的时间要宽裕的多，朝臣们的步履也就多了几分不紧不慢，与同僚相遇后，还有闲暇停下来寒暄两句。

看起来，这似乎是京城里最寻常的一天。

除了——

“陛下召见我？”

“皇爷召见于谦？”

以上两句话，分别出自于谦与王振两人之口，却带着差不离的疑惑。

*

天色已然晶亮。

兵部衙门内，于谦接了即刻面圣的宣召，自有些讶然。

听闻皇上病了已有三日，不但龙体染恙罢了上朝，更是谁也不肯见。

如今怎么忽的独独宣召自己？

虽说他如今官至兵部左侍郎（相当于国防部二把手），官位是不低，但他上头还有兵部尚书等朝廷重臣，再者，还有内阁几位大臣更是天子近臣。

皇帝若真有要紧事，病中急召臣子商议按说也轮不到他——皇帝对他应当真的不熟悉。

毕竟，于谦是去年才调回京城的。

在此之前，他外放了十九年，历任江西，陕西、山西、河南等地方官。

也就是说，当今皇帝还是六岁储君的时候，他就被外放出去做官了。

当然，彼时他的外放，是先帝宣德皇帝朱瞻基器重他，特意超拔为兵部右侍郎，这才外放他出去巡抚河南、山西等地。

当时于谦才不过而立之年，已然是三品要员一方巡抚，眼见的前程大好。

可惜好景不长，宣德皇帝三年后病逝，大明换了天。

太子朱祁镇继位，年号正统。

正统前几年，皇帝年幼不亲政，太皇太后张氏和内阁三杨都是明白人，于谦过的还不错。

然而等太皇太后与老臣都过世，朱祁镇亲政后，就变成了司礼监宦官王振把持朝堂。

于谦的境遇便每况愈下。

他天生性刚直，自不会讨好逢迎王振，于是不但官职从兵部侍郎一路降到大理寺少卿（好在依旧被外放巡抚），甚至有一年他回京述职，还叫巴结王振的通政使李锡阿弹劾诬告。

被下狱不算，还‘依法判决’了个死刑。

于谦被关在狱中三月，等着秋后处斩。

多亏于谦官声实在好，朝臣多有为之鸣冤，又有其时任巡抚的山西吏、民听闻于大人要被处死，纷纷伏阙上书。王振不得不顾忌事情闹大了，物议沸然惹得皇帝太后不快，这才放了于谦。

否则……于谦当年就无了。

按投胎转世算的话，现在只怕都是会打酱油的年纪了。

而王振之前咬死罪名，给于谦判了个死罪，等到迫于压力放人，还找了个蹩脚借口，对外宣称：啊，犯错误的不是你这个于谦，是个名字差不多的官员。

搞错了搞错了。

这才算勉强尴尬抹过去。

于谦得以回到山西继续做官。

直到去岁，朝中多事，兵部又有了缺，于谦才归京，时隔数年再任兵部侍郎。

今岁，年五十一。

对此，姜离昨夜还对6688发表感慨：说不得世上真有气运这回事，彼时大明还是国运不该绝。这不，正统十三年，于谦刚刚调任回京城，正统十四年，朱祁镇就去瓦剌留学了。

于谦若是当时不在京城，或许南明能提前二百年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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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部。

疑惑归疑惑，然于谦为人行事向来是问心无愧，故而对着堂内铜镜整了整衣冠，便坦坦荡荡预备去面圣。

倒是于谦友人兼同僚，一直在京中为官的兵部郎中齐汪，对这些年王振的只手遮天体会至深。

别的不说，只一件事就足以证明王振在皇帝心中的地位了——

大明开国初，太祖皇帝朱元璋想到从前汉唐宦官干政的弊端，就特立了一块铁碑，上面铸了老朱本人亲手写下的八个大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就立在宫门处。

这块开国皇帝的铁碑金言，□□政的王振见到，自然不免觉得扎眼。

起初也常有大臣拿这块牌子进谏皇帝遵祖制。

王振不满：怎么？这是搁这儿点我呢？

于是，他把铁碑拿走，处理掉了。

没错，一个宦官，把开国皇帝特立的三尺铁碑，就这么自说自话拿走且销毁了。

皇帝却不闻不问一笑置之。

这件事直接给朝臣们干沉默了。

还说啥？还有什么说话的必要？

难道你做臣子说的话能比太祖爷真言管用？

没见太祖爷亲笔的铁碑都让人挖走了？那官员们再硬刚下去，被挖走的估计就是自家的祖坟了。

思及这些年在京中所见王振诸事，齐汪不得不为于谦悬心，在好友出门前扯了袍袖与他低声耳语道：“廷益，你从前便得罪过王公公，此番陛下骤然宣召，只怕是他趁着陛下病中心绪不佳，告了你的刁状也未可知。”

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