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写得。

这确实不是他写得，可大宋没人相信。

苏轼毫不吝啬夸奖这词，狠狠地夸奖一番，而后又说：“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吕相公想见你，明天恰好他在家，你跟我同去。”

吕相公指的是吕大防，也就是苏轼些任命书，得罪的那位当朝丞相，他想见赵兴，难道是间接想苏轼表示，自己不在意，苏轼诏书中的词句吗？

“吕相公好古甚切，且以为周礼必可行于后世，近日黄鲁直（黄庭坚）、张文潜（张耒）在宫中谈论射礼，吕相公知道了，打算问一问你周礼的一些细节，那两个倭人跑哪去了，你带他们同去。”

周礼，赵兴想起张用的话，苦笑一下：“现在还有人关心周礼吗？现在可是大宋啊，周礼忽视倭人，高丽人、越人守的礼节吗？他难道不怕别人骂他哈日哈韩？”

“哈日哈韩？什么话？”李廌好学，问的很急。

“哈，这是一种胡人语言，你不需要知道，是我说漏嘴了。啊啊，吕相公喜好周礼，喜欢到什么程度？”赵兴最后一句话纯粹是没话找话。但在座的这些人都没有因此鄙视他，马梦得赶紧将手中的一本书塞到赵兴手里，看情形，他们刚才还在谈论这事。

书上写着四个字：蓝田乡约。

乡约是一种乡里公约的意思，内容是在日常生活礼仪规范，乡人互助条列，互相劝善戒恶规诫，目的是为了使风俗淳厚。

赵兴不知道，他手里拿着这本蓝田乡约被喻为中国第一乡约。它是由吕大防的哥哥吕大钧编撰的。在宋代以前，周礼的一些亲民仪式只深入到县级单位，而且是由官府组织的。到了宋代，这些亲民措施短暂地深入到乡间，就是由吕氏兄弟倡导的。

为了让乡规民约易于实行，并能够持久，吕氏兄弟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推举约正主持其事，大家轮流担任值月。定期聚会，记录并赏罚善行恶行。这是民间发起的自治，由乡民自愿参。来者亦不拒，去者不追。

这本书记录了乡民间的一些习惯，按现在的说法就是“自然法”或“习惯法”，其中最初的部分也就是宋代的“宗法”。

这才是宗法，真正的宗法！以前我看到的那些宗法都是垃圾，妇女没有财产权，宗族内小辈们没有私权的东东，竟然被说成是宗法？！哪玩意怎么看怎么像胡人的原始部落酋长制，编这种瞎话的人一定没有看过《蓝田乡约》——当然，他也许看过蓝田乡约，但奉钦命，特地出来蒙人的。

拿部落酋长制来蒙骗世人，然后要求汉人用汉语承认这东西是汉人的，并批判它多么丑恶——人世间颠倒黑白的事情莫过于此。

崖山之后无中华啊！

赵兴掂着这本蓝田乡约只想哭。

崖山之后无中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故意告诉你一种别样的中华、告诉你崖山之前的中华跟他们编的一样。

我们失去了中华，连中华的本来面目都失去了！

苏轼兴致勃勃向赵兴介绍着蓝田乡约，这本乡约在刚诞生的时候，也给吕大钧惹了不少麻烦，朝臣们主要议论说有“结党”之嫌。因为自发的乡民聚会，未经过组织许可，是“群体性事件”……幸好吕大钧是生活在宋代，组织上到没有调集人民衙役镇压人民。

在后来，吕氏兄弟名气越来越大，世人已把吕氏兄弟及门人归为礼学，或称关学，或称关中理学。朝廷不好意思干涉，便采取不鼓励，不支持，不打击、不压制的策略。而随着官学弟子越来越多，他们分布四处做地方官，也身体力行着将蓝田乡约在各地推广，于是，这一周代礼节历经战乱，便继续在民间流传下来。

赵兴拿到的是全本蓝田乡约，乡约首章的乡民行为规范，记录的就是宗法。而后是民俗礼节……这些民俗礼节中，赵兴看到很多熟悉的东西，比如社戏、庙会、赛龙舟，春秋祭等等。

这些娱乐活动原先都是“乡礼”的一部分，是由官府组织，通过乡民联谊活动，促进敦亲睦友的民风。后来，因胡人来了，这些东西变的支离破碎，民间只剩下娱乐，它的出处反而没人知道了。

“原来如此，原来如是”，赵兴茫然地嘟囔：“人都说崖山……，我现在知道出处了。原来，从那以后，我们的文化失去了本源，我们连民俗的处处都不清楚了！还有什么比这更悲哀？！”

马梦得给赵兴出示的，是《蓝田乡约》的早期版本，那时吕氏兄弟只在自己的家乡蓝田推行这种乡约，所以被称为《蓝田乡约》。后来闲言碎语过多，在蓝田划地自守推行这种封建礼节，有封建割据及恢复封建的嫌疑，而宋代是皇帝为首的寡头奴隶制，所以吕氏兄弟悄悄地把它改名为《吕氏乡约》，给它披上了一层宗族的外衣。而宗法属于百姓家务事，朝廷便从此再不干涉。

也正是因为《吕氏乡约》的推行，中国开始有了宗法的说话。也就是说，中国是从这部《蓝田乡约》开始，正式踏向宗法社会的，所以它被称为中国第一宗法，第一乡约——虽然此前因为战乱，中国已开始以家族为单位聚集生活，但那时还没有明确的、体系化的宗族“习惯法”……

“我去，我很想见见这位吕相公，不止带那两个倭人去，还要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