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
赵兴话题再次一跳,说:“好吧,他们想钱,我就让他们一次拿个够——原本我不打算做这事,但现在看来不得不如此,乡里乡亲的,收老百姓的‘门敬’,何其容易?你把衙役都叫来,我有话跟他们说。”
衙役们听到赵兴打算给他们找点钱,纷纷赶了前来。原本杭州衙役是三班倒的,这一刻他们到的很齐全,连夜班的衙役都赶到了。
望着一个不落的衙役队伍,赵兴不得不感叹,金钱的诱惑真是无可抵挡,在宋代这种通讯状况下,那些在家不当值的衙役居然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超越恶劣的交通限制,一个不落的赶到了现场。
“诸位都听说了吧,近日我大宋四处冒出玻璃作坊,现如今,玻璃卖的很是红火,我手里有一份玻璃配方,便为大家寻找一个财路。
据我所知,密州团练里面有两个工匠师傅,会摆弄玻璃这玩意,知州大人(苏轼)还担任两浙西路兵马钤辖知杭州军事,我便动用知州大人的官印,从密州将这两个玻璃匠调到杭州,由这两位玻璃匠做师傅,开办我杭州府衙所属的玻璃作坊。
我计算了一下,开办一个中等规模的玻璃作坊大约需要一万贯,此外还需要场地、人手。场地一项,我听说杭州职分田很丰厚,每人都有数十顷,甚至上百顷。我们且拿出来十顷地盖作坊。杭州地处港口,制玻璃用的料可以直接海运,货物也可通过大运河四处销售。
所以,我们便以一万贯资金做投资,占50%的股本,杭州团练出牢城营,以杭州监牢里的健壮囚犯为劳力建设玻璃厂,算20%的股份,府衙出官田,占10%的股份。两个玻璃老师傅,每人各占一成股份。
这座玻璃坊动用官田,动用团练,总得算来,也算是府衙的官产。此事运筹在我,我出五千贯,算是掌握25%的股份。剩下的五千贯算25%股份,也就是五千贯资金,由县衙的各级官吏衙役认购。每人出多少钱,由你们自己衡量财力,一个铜板不少,一千贯钱不多。但出多少钱,我们到时候按份额分红……
除此之外,各位的职分田都交出来吧,我打算试种一些新物种,每年但有收益,我和你们三七分账,我三你七。我的七分里还要拿出四分,分给种田人,所以最终的分账法是你我各三,总共六分,我们与种田人四六分账……”
赵兴又简略的解释了一下他刚才说的几个新词,然后留给大家去思考,自己跟高俅走到一边喝茶聊天。
他原本以为,五千贯庞大的数额会让人心存怀疑,但他没想到,玻璃的诱惑实在大,大家听说是要制造这种神奇玩意后,不一会,五千贯的额度已经认购满了,争执一番后,最终商讨的结果还是按照中国传统的方式处理——按照级别,分配股份。
玻璃这玩意在中国从来就是高科技技术,即使在现代,清澈透明的含铅玻璃也被叫做“人造水晶”,它不是以玻璃的价格出售的,而是以珠宝的价格来衡量的。
今年一年,大宋朝冒出十几个玻璃作坊,他们的产品最终还是按照珠宝的路子走高档路线,并没有像赵兴预期的那样,普及开来。所以,思前想后,赵兴觉得有必要将玻璃的暴利削薄,是它逐渐走向平民化……
前不久,他捐献玻璃器皿的事情,曾遭到苏轼的强烈反对,也让他认清了这点,所以,他干脆利用官方的力量,把玻璃这项旧石器时代的技术彻底做廉,令它廉价到平民百姓用得起。
宋代有官窑,还没有官方玻璃坊,赵兴这里要办的就是大宋第一个官办玻璃坊,这次,他把全杭州的在职官吏都绑在了一起,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团体。
至于玻璃坊具体股份分配问题,赵兴没有参与争论,当然,他一下子占去了25%的股份,其余的官吏也不想他过多的参与,只是因为主意是他出的、工匠是他找来的,配方是他掌握的,大家不好要求他削减。
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各地属官按照职务级别划分好了出份额,由于这一企业带有浓浓的官办气氛,所以赵兴也顺理成章规定:官员一旦退职,必须强制出售自己的股份,而后给新官腾出空位……
这其实是项“廉政公约”,通过这一官办福礼机构,他将全杭州的官员绑到了一起,使得官员贪污成本直线上升——一旦官员因贪污去职,那么强制出售的股份,很可能以地板价被后任官员接手。
杭州官员热火朝天的讨论着分红方案的时候,高俅拉着赵兴悄悄走出衙门,他把赵兴领到一处农田,指着遍地的庄稼,不依不饶的继续着他刚才的问题:“离人,你说,杭州明年还会大旱吗?今年冬季会不会也像去年一样,雨雪不正常?”
田地边停放着几个龙骨水车,水车正由几个农夫踩踏着往田里灌水,旁边几个灌好水的田地里,几个农夫正推着秧马往田里播种着冬麦。
这龙骨水车赵兴知道,日本人说是苏轼发明的,并且认为龙骨是现代工业传送带的始祖,因而苏轼也应该是现代传送带之父——对日本人这一说法,中国历史学家很不自在,他们认为龙骨水车不是苏轼发明的,但因为中国专家可信度太低,所以他们的话直接被日本人无视,也被国际社会无视。
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