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个手提箱，迈动步伐向走廊尽头镶嵌的镜子与洗手池走去。他原本计划着在这通电话报告后便启程将排版好的报纸送到印刷厂去，因此倒不妨利用这等待的时间为自己变装。

埃尔文非常地谨慎，从不让任何一重身份过多地出现在人前；当然，也可以说他在这一点上具有普鲁士人的严谨态度，认为什么角色就该去做什么角色该做的事情。更不用说，打扮成一个酗酒失意的苏格兰裔送货小弟远比记者这一身份更在印刷厂受欢迎，即便偶尔他送来的时间超过了规定的期限也能被谅解。

镜子里倒映出了一张非常平淡的面庞，是那种无论如何也不会被人记住的长相，埃尔文对此感到很满意。他小心翼翼地在头皮边缘滴了几滴透明的液体，那是能够溶解将假发粘在头皮上而使用的胶水的溶剂，这种胶水能让假发牢固得即便用手使劲拉扯，也无法看出破绽。另一边，他又拿起了毛巾，将它充分地用热水润湿，一点一点的擦拭掉脸上的伪装。这个过程几乎花了整整15分钟，埃尔文才成功地将那些填补五官缝隙，减少面部立体感和辨识度的油彩洗掉，而他的假发也松动得差不多了。

最终，他又在镜子里看到了那张如今几乎显得有些陌生的英俊面庞——即便在幽暗中也灿烂得耀眼的金发，一双灰蓝色的深邃眼眸，与他母亲常说的，普鲁士男人会让女人心碎的那一抹若有似无地，蔓延在嘴角的笑意——曾经有一段时间，穆勒少校考虑过让他成为张伯伦太太的情人，好让他从张伯伦府邸上窃取情报，那是他仅有的少数能够露出真面目的任务。大多数时候，这张脸就只能在这样的半夜时分昙花一现，几分钟后又将被另外一张惨白的，满是雀斑的面容所取代。

埃尔文加快了化妆的速度，因为他不知道穆勒少校什么时候会再次打来。然而，一直到他以一个高高瘦瘦，带着深深的黑眼圈与干枯红发的苏格兰小伙形象回到办公室之中，电话铃声都没有响起。因此埃尔文决定再等待15分钟，在那之后，他就必须得离开，将做好的排版交到印刷工厂的手中。穆勒少校打来的电话如果没有在第三声以后被挂断，对方便会一直等到自己主动联络过后，才会再打来电话。

坐在办公桌旁的他的目光禁不住再一次落在了那份排好版的报纸上。

那张照片的拍摄昭示着乔治·斯宾塞-丘吉尔与普威尔市长之间辩论白热化的开端——

一边是在泥潭中摸爬滚打多年的老狐狸，是埃尔文见过的将见风使舵这一招发挥到极致的政客之一，整个下午，每当乔治·斯宾塞-丘吉尔话语触及了他的核心，他便避而不谈将话题转移到其他方面，即便埃尔文也在一旁用刁钻尖刻的问题围追堵截对方，普威尔市长仍然有办法在不承认任何错误的前提下，像一条湿滑的鲶鱼一般从包围中溜走。

然而，任何目睹了那场演讲——亦或是辩论的人，都知道普威尔市长的名声已经在这场辩论——亦或是演讲后一落千丈了，他的拒不承认或许能为他留住一部分毫无判断能力的选民，数量上却无法帮助他取胜。

而另一边则是年轻气盛的所谓先锋，埃尔文当然不会相信对方声称的，将普威尔市长邀请来时是计划外的产物，在他看来，乔治·斯宾塞-丘吉尔的这一场演讲显然就是冲着普威尔市长而来的，不管是在这之后的，以铁板钉钉的证据向旁听的群众揭露了对方是如何使用了虚假的数据捏造自己的政绩，还是结尾那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无疑招招都打在普威尔市长的要害上。倘若要用战术来解释的话，就如同奥地利的阿尔文奇将军与法兰西的拿破仑一战，经验终究输给了策略。

对此，埃尔文在他的报道中如此评价道：再大的嗓门，再精确的数据收集，再犀利的言辞攻击，都无法掩盖丘吉尔先生的稚嫩和天真，倘若说有任何伍德斯托克的居民会为他投票，那也是看在他那张清秀面庞与显赫姓氏的份上。普威尔市长在这一次的选举中做出的唯一贡献，便是为丘吉尔先生提供了足够准确的评价——在毫无任何实绩的支撑下，他的竞选理念的确非常地不切实际与理想主义。讽刺的是，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补选才应该是英国选举的浪漫所在，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为人们刻画了一副小而曲调主义（quixotic）的政治蓝图，意义就如同在漫山遍野人为栽种培育的玫瑰花中发现一束野生风信子一般。

“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我的读者们，尽管你们可能会从丘吉尔先生抨击普威尔市长的部分感受到正义的快感，同时也被他显然是经过了千锤百炼的演讲稿而打动，丘吉尔先生赢得这场选举的几率仍然低之又低。不过，想必自由党的候选人此刻正在绞尽脑汁地思考该如何感谢丘吉尔先生，因为他的演讲——除了暴露出所有他最为致命的弱点以外——的确摧毁了伍德斯托克选区最有可能获胜的候选人，普威尔市长。”

当然，公平起见，他也摘录了一部分乔治·斯宾塞-丘吉尔的演讲。

“来吧，伍德斯托克的人民们，你们已经被困在贫穷，落后，无知中太久，是时候让你们明白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不要因为这只是一个小村庄，而自己又不过是卑微的英国农民，就以为你们今日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