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斯堡市，隶属于阿尔萨斯大区，位于德国和法国边境。

这里的历史变迁很复杂，它原本属于神圣罗马帝国，后来并入法国，接着又被德国占有，一战后又被法国抢回来。

记性好的朋友，应该还对中学历史课本中的凡尔赛合约有印象，其中一个条款就是：德国把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割让给法国。

吕西安·费弗尔，此时就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当教授。

他最近正在筹备创办一本杂志，叫做《经济社会史年鉴》。我们以未来者的视角来看，这份杂志开创了年鉴学派，改变了世界史学界的面貌，为现代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好吧，说起来很牛逼，但此时的吕西安·费弗尔还属于“非主流”。

二十世纪20年代的欧洲史学界，主流派别为“新史学”——实证主义史学。

这种史学流派兴起于19世纪后期，当时自然科学爆发式进步，科学家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重要成果。整个西方社会，都陷入对科学的无限崇拜当中，史学家们也不例外，

于是乎，有人提议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当中。通过各种心理分析，以及对事物之间有机联系的关注，用来揭示隐藏在历史活动背后的规律。

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把所有历史都分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三大要素。史学家们利用自然科学思维，总结出一套“科学公式”，研究历史的时候往“公式”里套即可。

实证主义史学思想有其先进性，促使传统史料去伪存真，让历史研究更加严谨。但局限性同样很大，史学家们这么搞下去，导致史学朝着自然科学靠拢，忽视了历史研究的独特性。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整个欧洲的思想界、史学界、文学界，都充斥着颓废、迷茫和反叛，从而酝酿出多种多样的新流派。

质疑实证主义史学的声音越来越大，但暂时还无法将它推翻，吕西安·费弗尔就是反对者中的积极分子。

“杂志稿件还没收齐吗？”马克·布洛赫走进办公室问。

吕西安·费弗尔笑道：“还有一份在邮寄途中，可能最近几天就能收到。”

马克·布洛赫苦恼地说：“我前后联系了五家出版社和发行商，没人愿意帮忙发行我们的杂志。”

“很正常，”吕西安·费弗尔比喻道，“实证主义史学是风车，我们就像不自量力的唐吉坷德，很难得到主流群体的重视。”

“那怎么办？”马克·布洛赫问。

吕西安·费弗尔说：“去巴黎吧，我跟阿歇特出版社的小路易打过交道，或许他能帮忙发行杂志。”

等到周末，两人把杂志创刊号的内容编好，拿着粗糙印刷的样刊结伴前往巴黎。

……

20世纪20年代，被西方世界称为“疯狂的20年代”。

特别是法国这边，一战的糟糕状况已经结束，经济在20年代全面复苏，呈现出耀眼的繁荣景象。

但战争带来的心灵创伤，却刻在每个人骨子里。于是有钱人尽情享乐，颇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意味。而艺术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们，则各种反叛传统，创造出乱七八糟的新流派。

穷人们也顾不上闹革命，虽然他们过得比以前还困难，但劫后余生让人更加珍惜生活。而且到20年代末期，社会经济的全面复苏，也让底层人民稍稍有了点希望。

这似乎是一个盛世！

吕西安·费弗尔与马克·布洛赫两人，行走在巴黎街头，看着那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心情变得好了许多。

由于阿歇特出版社在巴黎西郊，时间太晚赶不上，他们干脆在旅店住下。

此刻已是半下午，费弗尔闲得无聊，于是提议去逛书店，布洛赫欣然同意。

跟美国那边情况一样，20年代的法国出版业也正处于繁荣时期，每年出版的图书数量接近2万种。

由于是周末，逛书店的人特别多。

费弗尔直奔文史类的书架，刚刚走近，便看到一整排新书：《大国崛起》、《枪炮、细菌与钢铁》、《菊与刀》、《神女》、《狗官》。

整整五部，除了武侠外，周赫煊的作品几乎全在这里。

法国佬玩得够嗨啊，完全不怕卖不掉！

费弗尔对周赫煊印象深刻，他还把《大国崛起》的部分残篇，郑重推荐给自己的学生读过。

一看到书脊上的作者名，费佛尔立即惊喜地取下。

只见《大国崛起》的扉页上，有一篇《费加罗报》记者勒戈夫写的作者简介，甚至还配有周赫煊的半身照：周赫煊，中国人，1898年出生。童年时期流落东南亚，跟随美国传教士学习英文。少年时浪迹美国，在多所大学旁听。1916—1926年间，环游世界，出入各国图书馆、档案馆搜寻资料。现为中国高等学府北大的校长，以其卓越的史学和文学才华名震远东地区。

“噢，上帝！他居然才30岁，真是太年轻了。”费弗尔不由惊叹道。

“怎么了？”布洛赫走过来问。

费弗尔指着书架上那一排作品，笑道：“中国周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