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两位年鉴学派的创始人，正忙着出版他们的第一期杂志时，《神女》和《狗官》悄无声息地在法国热卖起来。

都不用做太多宣传，因为阿歇特出版社垄断了全法国的车站书店。

旅客在上火车之前，通常都会买一本读物打发时间。他们只要走进书店，就能看到《神女》和《狗官》，而封面上“来自远东世界的魔幻作品”字样，足以吸引这些人购买。

不过周赫煊的学术专著，是没有摆进车站书店的。道理很简单，坐火车时当然要看消遣读物，谁特么买历史学术著作啊。

安德烈·马尔罗此时就在车站，惊喜地看着法文版《神女》和《狗官》，自言自语道：“这两部伟大的中国，终于在法国出版了，真是让人感到振奋。”

没错，这位未来大名鼎鼎的法国作家，早就看过周赫煊的中文原版。

五年前，安德烈·马尔罗带着妻子游历亚洲，先后到过越南、中国和苏联，并在中国定居数年之久。直到国共合作失败，常凯申对赤党高举屠刀，安德烈才失望地离开中国。

这是个狂热的东方迷，少年时期便开始学习中文。

去年安德烈的《胜利者》荣获联合文学奖，让他在欧洲文学家小有名气。而这部获奖作品的内容，居然是描述1925年中国的省港大罢工。

真正让安德烈名声大噪的，是他几年后的《人类的命运》，并因此荣获龚古尔文学奖，被列入“20世纪的经典著作”。这部的开篇非常精彩，故事地点同样发生在中国，描写了常凯申与赤党的冲突，赤党不惜牺牲性命，前仆后继地与常凯申进行斗争。

不得不说，此时的法国龚古尔文学奖非常干净。只要你的作品能够打动评委，可就肯定能获奖，不会出现让人恶心的乱七八糟的事情。

就拿八年前的龚古尔获奖作品《巴图阿拉》来说，那是一部黑人作家写的，关于殖民者对非洲掠夺，号召反对黑奴贩子的书。

要知道，这可是20世纪20年代，黑人没有任何政治地位。

一个黑人作家写的，揭露黑奴贸易的作品，居然能够获得法国最高奖项，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甚至法国当局都无法容忍，在《巴图阿拉》此书获奖后，立即遭到法国殖民当局查禁，作者也受到严酷的****。

做为狂热的东方迷，以及周赫煊的铁杆粉，安德烈顺手把法文版《神女》和《狗官》买来做收藏。他拿着书登上火车，结果发现自己旁边的乘客也在《神女》，而且已经读了好几十页。

那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他看到安德烈手里也拿着《神女》，自来熟的笑道：“这是本不可思议的好书，值得一读。”

“我当然知道，”安德烈自豪地说，“我看过它的中文原著。”

“真的吗？”年轻人惊讶万分，“那你可真厉害，中文就像是魔法咒语，我一个字都看不懂。”

安德烈笑着说：“我从中学开始学习中文，又在中国住了四年。”

“我对你的经历非常感兴趣，”年轻人伸出手说，“对了，我叫让·法亚尔。”

安德烈道：“我叫安德烈·马尔罗。”

法亚尔惊讶道：“就是写《西方的诱惑》和《胜利者》的马尔罗先生？”

“你读过我的书？”安德烈问。

法亚尔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事实上，我也是一位作家，不过名气不太。我写过《牛津与玛格丽特》和《世界的四分之三》。”

见到同行，安德烈高兴道：“很荣幸认识你。”

两人聊了一番关于东方的见闻，法亚尔突然问：“马尔罗先生，你在中国住了几年，应该见过《神女》的作者周赫煊先生吧？”

安德烈摇头道：“非常遗憾，我长期住在广州和香港，而周先生住在天津，距离非常遥远。中国是个很大的国家，即便坐火车也要花很长时间。”

“中国社会，真的像《神女》那般黑暗吗？”法亚尔好奇地问。

安德烈主动帮中国人说话：“《神女》描述的，主要是十年前的中国，那时的中国人确实比较蒙昧。如果你看到《神女》的后半部分，就会发现在这吃人的黑暗国度中，也有几点亮光出现。那是中国的先驱者们，他们破除思想禁锢，为着革命理想而抛洒热血。中国是一个英雄的国度，那里从来不缺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者。”

这货不仅是中国粉，还是狂热的左派人士。

在成为法国的大作家后，安德烈居然丢下笔杆子，跑去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而且还担任外国空军部队总指挥。二战期间，他又在法国领导了好几只游击队，在解放阿尔萨斯的战役中，担任阿尔萨斯—洛林纵队总指挥。

“你是……革命者？”法亚尔好奇道。

“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会成为最坚定的革命者，不过我首先是个爱国主义者，”安德烈笑道，“不说革命了，我们还是谈文学吧。”

法亚尔抚摸着手中的《神女》，感叹道：“这部太伟大了，我从没见过这种写法，它让我沉迷在神秘而奇妙的东方世界中。说实话，我的写作风格偏向于幽默俏皮，本来不喜欢这种沉重的作品，但这本《神女》却是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