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凯申最近愈发焦头烂额,中央军不仅在河南和山东接连失利,南边的形势同样岌岌可危。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已经攻入湖南,顺利占领长沙,湖南半个省都成为桂军的天下。
常凯申开始呼吁“和平”了,他不停的通电全国,号召各系军阀平息战端,就差没喊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
于右任虽然跟常凯申有矛盾,也经常和汪兆铭搅在一起,但他如今居然站到中央军这边。或许是害怕中央军战败后,中国会再次四分五裂、军阀混战吧,于右任已经开始为常凯申积极奔走。
常凯申制定了一个“和平运动”,于右任负责规劝汪兆铭,希望召开国党临时全国会议,协商解决前面两届国党大会的纠纷。这是常凯申向汪兆铭做出的妥协,因为前面两届大会上,汪兆铭一系的争权行动全部失败。
汪兆铭当然不敢,如今反蒋形势一片大好,眼看着就能逼蒋下台。
李石曾是“和平运动”的又一执行者,他负责率队说服张学良。并非请东北军入关帮忙打仗,而是请张学良当裁判,站出来调停,大家休兵罢战,一切矛盾完全可以靠政治手段解决。
你还别说,由于国党强大的宣传能力,常凯申的“和平运动”居然得到广泛认可,许多名人学者都公开呼吁各方停战。常凯申拥有中央政府的大义,又裹挟百姓思太平的民心,社会舆论完全朝着中央政府一面倒。
可惜,开战你想开就开,休战可不是你想休就休。
反蒋联军攻势越来越猛,特别是冯玉祥的西北军,完全可以用所向披靡来形容。山东、河南两地的中央军,甚至对西北军产生恐惧心理,每次得知对手是西北军,中央军从将领到士兵都畏缩不前,再这么下去估计要发展成望风而逃。
不得已之下,常凯申只能再度北上,到前线去亲自督战,希望能够提振军队士气。
冯玉祥侦察到中央军的动向,提前布下口袋阵,想要把山东的中央军精锐一锅端。幸好西北军那边有高级参谋被常凯申买通,悄悄发来密电泄露军事计划,常凯申才连忙命令部队改变进军路线。
即便如此,中央军精锐也没有完全撤出包围圈,负责掩护撤退的张治中部损失惨重。
西北军虽然打仗勇猛,但他们的主帅冯玉祥,又连续出现两次战略决策失误,致使接连溃败的中央军再度站稳脚跟——其实也不算冯玉祥犯错,而是军饷和物资跟不上。西北军太穷,阎锡山支援的钱粮军火又不够用,只得白白放弃良好的战机。
常凯申能够最终赢得中原大战,除了张学良的帮助外,最主要的还是他比冯玉祥有钱。如果西北军粮饷、军火足够的话,常凯申根本撑不到奉军入关,早就被逼得下野了。
阎锡山这个家伙太抠,根本不是做大事的料。他身为反蒋联军盟主,在筹足粮饷后,对自己的部队非常优厚,不仅按月发饷,补给充足,而且还给士兵配发罐头食品。
而冯玉祥的西北军呢,别说罐头,连咸菜都吃不到。
西北军和晋军经常一同作战,西北军将士每次看到晋军扔掉的空罐头,就大骂阎锡山不仗义。
自古以来,军阀会盟最致命的弱点就在于此,敌人不在外,而在内。
由于冯玉祥的西北军表现出的战力太过恐怖,不仅让中央军闻风丧胆,也让阎锡山对冯玉祥产生了忌惮心理。阎锡山好几次故意拖冯玉祥的后腿,每每在关键时候,找各种理由断掉西北军的后勤补给。
三国时期十八路诸侯讨董,袁绍也是这么干的,孙坚打得太猛,袁绍默许袁术断孙坚的粮草。
中原大战期间,常凯申是董卓,阎锡山是袁绍,冯玉祥就是真正在打仗的孙坚和曹操。
冯玉祥原本没有多想,但渐渐也感觉不对劲,他曾对身边的人说:“阎百川(阎锡山)这个葫芦里,不知究竟装的是什么药。”
冯玉祥也是苦啊,他在前线卖命,阎锡山却在后面捅刀子,搞得好像常凯申和阎锡山联手对付他一样。
阎锡山的种种做法,让西北军将领怨声载道,打着打着,大家都不想再打了,而是建议冯玉祥“联蒋反阎”。
于是中原战事出现诡异的局面,中央军被西北军打得落花流水,西北军却想要投靠中央军。西北军和中央军都损失惨重,阎锡山的晋军一直在保存实力,似乎想坐收渔翁之利。
即便有常凯申亲自督战,中央军依旧士气不振。而打了无数胜仗的西北军,情况比中央军还糟糕,军心已经快要崩溃了,完全靠冯玉祥的个人威望在撑着。
打的好一场烂仗。
阎锡山算计太多,把国事、战事当成一笔生意来做,还想玩什么驱狼吞虎的把戏。但他聪明反被聪明误,已经把自己给算计进去,西北军将领被常凯申收买是早晚的事。
即便张学良不率奉军入关帮忙,常凯申也很有可能打赢中原大战。最多再拖个半年,常凯申就能买通西北军将领,逼迫冯玉祥下野,然后中央军、西北军联手反攻晋军。
只不过,时间拖的越久,各方死伤就越惨重,对国家民族伤害更大。
张学良入关虽然是为自己考虑,但客观来说,此举加速了中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