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是个有趣而又无奈的年代，就拿眼前这些吵架的人来说，思想之混乱可见一斑。

吴稚晖和钱玄同两人，其实都属于“废汉字派”。他们也知道废汉字无法一蹴而就，需得慢慢来才行，比如先搞简化字，一步步过度到拉丁字母。

这个思路跟新中国初期完全相同，我党也是准备先简化汉字，最终让汉字完全字母化。

会议结束后，钱玄同主动找上周赫煊：“周先生，有没有兴趣一起聊聊简化字？”

周赫煊笑道：“我的国学基础很糟糕，在语言文字方面也没有多少研究。”

“非也，非也，”钱玄同摆手说，“太炎先生看过你的手稿，他说里面全是简化字，而且有些简化得非常过分。就此来看，你我乃是同道中人。”

钱玄同也是章太炎的学生，曾和鲁迅一起，跟随章太炎研究音韵、训诂和《说文解字》。钱玄同以前还是《新青年》的编辑，积极推进白话文运动，正是由于他向鲁迅邀稿，才诞生出《狂人日记》这篇。

周赫煊好笑道：“疑古先生，我们可非同道中人。我希望汉字能够适度简化，但我坚决反对废除汉字，我们的出发点完全不一样。”

“我也不想废除汉字啊，”钱玄同感慨地说，“但时代发展至今，汉字已经渐渐落伍了。不管是自然科学的表达运用，还是知识讯息的传播，汉字使用起来都极不方便。汉字的字母化是历史大势所趋，我们这代人不过是推动者而已，希望子孙后代能够因此受益吧。”

周赫煊默然，他不想再争论，因为不可能说服对方。

周赫煊主动转移话题问：“听说令公子在北大读书？”

“你说老三啊？”钱玄同笑道，“他在读北大预科，也兼听本科的课程。年轻人想法不一样，我本想把他培养成国学人才，结果他对物理更感兴趣。”

周赫煊说：“学物理好，国家最需要理工科人才。”

钱玄同道：“但愿他能学出个名堂吧。”

两人讨论的那个“老三”，正是两弹元勋钱三强先生。

民国“钱氏”出了太多能人，钱玄同、钱穆、钱伟长、钱钟书、钱学森、钱三强、钱钟韩……两岸院士加起来超过10个。

周赫煊和钱玄同一路闲聊，还没走出中央大学，教育部副部长段锡朋便追上来喊：“周先生，请稍等！”

周赫煊转身问道：“段部长有什么指教？”

段锡朋笑道：“跟教育部无关，我现在是以中央大学校长的身份，向周先生发出邀请，希望周先生能够担任中央大学的历史客座教授。”

“我很荣幸，但恐怕没什么时间来这里讲课。”周赫煊说。

“无妨，”段锡朋道，“只要有机会，中央大学随时欢迎周先生讲课。马上就要快期末了，周先生又正好在南京，不如这几天就给学生们讲讲历史吧。”

周赫煊想了想说：“没问题，就由段校长来安排时间。”

“明天下午如何？”段锡朋问。

“可以啊。”周赫煊道。

“那太好了，”段锡朋高兴道，“中央大学很缺周先生这样精通西洋史的学者，学生们早就翘首以盼了。”

民国时期的中央大学，因为有教育部的大力扶持，这所学校师资力量极为雄厚。就拿历史专业来说，中央大学不比清华、北大弱，邀请了多位国学大师任教。

遗憾的是在世界史方面，中央大学因为建校时间太短，暂时还没有招聘到顶级大牛。直到后来沈刚伯等人加入，中央大学才补足世界史领域的短板。

段锡朋随即邀请周赫煊参观中央大学历史系，又引荐了徐子明、缪凤林等多位史学教授。

“周先生你好，久仰大名！”徐子明是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负责教授西洋史，他见到周赫煊以后颇为激动。

周赫煊笑道：“徐教授你好。”

徐子明虽然精通西方历史，但跟辜鸿铭一样主张保留国粹，积极反对五四运动和白话文运动。当年他跟胡适打笔仗打得很欢，还写过一篇《胡祸丛谈》，痛斥胡适搞五四运动是毁弃传统文化的灾难。

几人说笑着走进一间教室，里面的学生听说周赫煊来了，顿时疯狂的将他们团团包围。就跟遇到明星一样，各种握手要签名的，叽叽喳喳缠着周赫煊说个不停。

周赫煊应付着众多学生，随手拿起课桌上的一本教科书。这本书叫《西洋史》，翻译整理自西方的多本史书，周赫煊大致看了看目录，发现内容实在有够粗糙。

“这就是中央大学的西方史教科书？”周赫煊皱眉问。

徐子明解释道：“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时编撰的，编得很仓促，而且还有部分错误疏漏。我给学生们上课时，还必须自行增加、纠正一些内容，否则就是误人子弟。”

中央大学的教科书都如此敷衍，可见整体情况有多糟糕。

民国初期和中期，国内大学的教科书都是自行解决的。给力的学校精心编撰，不给力的就直接乱来，特别是跟国外有关的学科，多数都是盗版翻译而来。

民国期间最牛的西方历史教科书，当数余协中先生的《西洋通史》，但那本书还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