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东华手里提着黑色皮包，施施然走进中央大学。在校园小路上，他拦住一个匆匆而行的学生，问道：“这位同学，周赫煊周先生是不是在学校？”

那学生说：“你也是来听周先生演讲的？走，我们一起去。”

“演讲？”傅东华一愣，随即笑道，“对，我是来听周先生演讲的。”

学生带着傅东华疾步而行，不停催促道：“快点，快点，慢了就占不到座位！”

傅东华只得拎着包小跑，十多分钟后才来到礼堂，只见礼堂门口都堵满了人。看那样子，别说是占座，能不能挤进去都还难说。

突然间，礼堂内的学生全部往外涌，也不知里面出了什么事情。

带傅东华来礼堂的学生，连忙上前询问：“同学，怎么大家都走了？”

那人回答说：“人太多，礼堂装不下，演讲临时改到大操场举行。”

“礼堂都不够用？”学生惊讶无比。

中央大学有座全国最大的大礼堂，足足2700余座，但如今还没有修建完成。主要原因是钱不够用，此刻已经停工了，等新校长朱家骅上任以后，才能弄到政府贷款继续修建——就是后世的东南大学大礼堂。

傅东华随学生们一起来到大操场，只片刻时间，操场里就汇集了数千人，密密麻麻全是黑压压的人头。

“人也太多了吧，一场演讲而已。”傅东华喃喃自语。

周赫煊也被吓到了，笑着段锡朋说：“段校长，贵校的学生真多。”

段锡朋道：“并非全是中央大学的学生。我刚才问了一下，还有南京其他学校的同学，他们听说周先生要做演讲，一个个逃课跑来听。”

逃课听演讲？

周赫煊狂汗，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民国的学生喜欢搞活动，演讲便是其中之一，他们不仅喜欢自己演讲，也喜欢听名人演讲。

今年夏天，鲁迅在北大做演讲时，就临时更换了演讲场所，也是因为礼堂装不下人——北平好几所学校的学生慕名而来。

段锡朋让人弄来个铁皮扩音筒，递给周赫煊说：“周先生，用这个吧，没有准备麦克风。”

周赫煊踱步走上主席台，举起扩音筒说：“同学们，大家好！”

喧闹嘈杂的大操场，瞬间安静下来，但只停顿了几秒，突然又变得吵吵嚷嚷。

“那就是周先生？个子真高啊。”

“周先生好年轻，看起来还没满30岁。”

“真人比报纸上英俊。”

“……”

面对学生们的评头论足，周赫煊没有继续说话，而是默默的站在台上，微笑负手。

又过了大概两三分钟，操场里逐渐安静，周赫煊这才说：“我也是两只胳膊一个脑袋，没长什么三头六臂，大家看够了吧？”

这个玩笑让现场气氛轻松许多，一小撮学生们居然齐声回答：“没看够！”

“那就再给大家两分钟，好好看看！”周赫煊说着举起双手，还转身让学生们看侧面和背面。

“哈哈哈！”

操场里响起一阵哄笑。

周赫煊重新举起扩音筒说：“这是我在南京做的第一次演讲，很高兴能有这么多同学来听，似乎有人还因此逃课。对于那些逃课听演讲的同学，我不得不提醒一句，下次记得把你们的老师一起带来。”

“哈哈哈哈。”又是一片笑声。

用几句开场白跟学生拉近关系，周赫煊开始说正题：

“今天要讲些什么呢？不是治学。关于治学的演讲，清华的陈寅恪先生已经讲透了，他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很高的追求，吾与诸君共勉之。

十四年前，蔡孑民先生做北大校长时，也做过一番演讲。他勉励学生努力学习，不要荒废光阴，免得将来没本事被生计所迫，当老师误人子弟，当官更是会贻误国家。这话说得好，做学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只要学好了本领，以后不管是养家糊口，还是报效国家，抑或是追求科学真理，都能够尽展所长。

这两位先生，把该说的话都说完了，我也不就不拾人牙慧。

今天我来讲些别的，说说民族与国家。

前些日子，我跟一些语言文字学的专家开会，大家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便是该不该废除汉字。为什么会有这种讨论？因为中国愚昧、贫穷、落后！落后到国人全面否定自己的地步，一个国家要糟糕成什么样子，才会琢磨废除自己的文字啊！

咱们西边有一个大国，叫做印度，这个国家的官方语言已经变成英语。我不想中国也成那样，以后大家打官司写个诉状，都还要使用英语才行。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今日之局面，是明清以来的积弱积贫。什么儒家思想限制了科学的发展，什么皇帝独裁妨碍了民主和法制，于是乎，有人叫嚣打倒孔家店，有人呼吁摒弃一切旧传统。似乎今天中国的贫弱，都是因为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不好，只要丢掉这些陈旧糟粕，中国就能一下子变成大国强国。

真是这样吗？

一个人受穷受苦，该不该埋怨爹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