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万法归宗。

有时候，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理论，不同的派别，不同的宗教，抛开它们的各种分歧不管，最后得出的结论往往殊途同归。

弗洛伊德说的那番话，其实有点像儒家的仁治思想，跟老子所言的“治大国如烹小鲜”也有些异曲同工之妙。不过他表达得更客观，也更笼统，只提理论，而没有给出实际的操作方法。

周赫煊对此佩服不已，但很快就佩服不起来了，因为弗洛伊德的思想倾向于悲观。

“想要达到一种理想中的平衡，是非常困难的，”弗洛伊德继续说道，“人类虽然拥有自我和超我意识，从而衍生出理性和道德。但人类往往被本能所支配，本我意识所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自我和超我。所以战争不可避免，所以社会总是非理性状态，这是不可控制和避免的。”

弗洛伊德在心理学方面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发现人格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组成。

说得直白通俗一些，“本我”就是自然性格，是欲望，是本能，比如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自我”则是理性意识，比如商店里的东西应该用钱买，而不是直接动手抢劫。“超我”则更加完美，是道德、伦理当中的我，比如尊老爱幼、救死扶伤、精忠报国。

再说得简单一点，“本我”是“我想要这么做”，“自我”是“我能够这么做”，“超我”是“我应该这么做”。

弗洛伊德最令人诟病的一点，就是把“本我”极端放大，认为个人、社会和国家都是“本我”在起作用，本能欲望推动着个人和社会发展。所以他扯了那么多大道理，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理性和道德往往很难起作用，在本能欲望的支配下，个人和群体总会选择非理性的行为，因此战争这种事情无法避免，个人和社会的错误也无法避免。

罗曼罗兰第一个就不服，他争辩道：“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有崇高的道德，以及对光明未来的追求。远古文明时，人类在茹毛饮血，接着又有了奴隶和封建制度。而正是对着美好和善良的追求，渐渐有了自由和民主。本能的欲望，总是在崇高的道德面前低头，而不是被欲望所奴役。我相信总有一天，全世界的人类都能自由自在的生活，消除贫困与疾病，更没有战争的恐惧。”

弗洛伊德笑道：“如果你长时间从事心理学研究，就会发现本能欲望如同大海，而理性和道德只是小小的湖泊和河流。湖泊和河流，永远无法与大海抗衡。”

爱因斯坦问周赫煊：“周，你怎么看？”

周赫煊笑道：“我既不赞同罗曼罗兰先生的道德制胜论，也不赞同弗洛伊德先生的本能支配论。我认为人最宝贵的是理性，道德无法持久，本能可以压制，只有理性才是驱使人类和社会进步的核心砝码。”

爱因斯坦哈哈大笑：“跟我一样，我也是理性派。”

弗洛伊德反驳道：“人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失去理智和道德，依靠本能的欲望来行事。”

这个话题没法继续聊了，弗洛伊德看重“本我”，罗曼罗兰支持“超我”，而周赫煊和爱因斯坦则是崇尚“自我”。

如此情况，是因为他们的出发点不同。弗洛伊德常年跟精神病人打交道，深知本能欲望的恐怖支配力；而罗曼罗兰属于圣母（褒义），他已经抛弃了个人和国家利益，追求的是全人类的幸福。

至于爱因斯坦和周赫煊，虽然他们也热爱和平、反对战争，但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理智，永远不可能像罗曼罗兰那么疯狂。他们有自己的做人准则和底线，一切行为都是依照这条准则底线来进行，属于非常典型的理智派。

罗曼罗兰还在坚持己见，他说：“人性的光辉是伟大的，就拿这次国际非战会议来说。为什么召开这个会议？是因为人类追求正义和光明，欲望必须得到克制，所以我们才能团结到一起。”

弗洛伊德泼冷水道：“你属于少数能够超脱的人，跟你一样的人非常稀有。你们无法制止战争的来临，就像道德无法战胜本能一样。你们的这次非战会议，我并不看好，谈论不出什么结果的。”

“讨论不出什么结果，也并非因为本能欲望太强大，”周赫煊说，“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利益，比如日本侵略中国，是侵犯了欧美列强利益的。但为什么现在国际上流行绥靖主义？是因为列强自身国情糟糕，大萧条之下谁都不愿打仗。更有欧洲大战（一战）的前车之鉴，战争会带来恐怖的恶果，因此在理智的判断下，列强选择了绥靖主义。”

罗曼罗兰问：“周，你也不看好这次会议吗？”

“是的，”周赫煊点头说，“我只能尽可能的呼吁和平，但这种呼吁，必须提前给列强讲明道理，解释法西斯扩散带来的危害，让列强自己来权衡利弊，从而让他们得出理智的判断。”

爱因斯坦附和道：“周说得很对，只有让各国看到了战争扩散的恐怖，他们才会站出来制止战争。只谈什么和平美好是没有用的，道德只是一套约定俗成的规则，而规则往往是用来破坏的。”

罗曼罗兰坚持道：“不管如何，我们必须为和平与自由而努力，我相信人类的未来是美好的，只不过暂时还没有发展到那个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