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啦啦啦啦啦……”

费雯丽哼着不知名的小曲儿，手里捧着几本杂志，脚步情况地跑回学校宿舍。

“什么事情那么高兴？”丹妮笑问。

在听说费雯丽成为周赫煊的女友，并且还参加了王室舞会后，闺蜜丹妮就跟她和好了，经常打听一些关于贵族的事情。特别是艾伯特王子居然口吃，把丹妮惊得连连怪叫，哀求费雯丽下次参加贵族舞会一定要叫上自己。

费雯丽把手里的杂志排列整齐，放在普遍上，甜蜜地笑道：“都是关于煊的文章。”

丹妮心头酸溜溜的，却露出一张灿烂的笑脸，随便翻开一本杂志便读起来，只见文章写道：

“来自远东的文学家周赫煊先生，近日对莎士比亚戏剧做了新的解读。周先生认为，隐喻对戏剧情感的体现，依赖于隐喻的概念化，隐喻是我们对抽象范畴进行概念化的认知工具，是理解人类认知能力的重要方法，它让认知主体在对命题或概念结构的判断、推理的过程中，获得意义并体验戏剧情感……

数百年来，莎士比亚戏剧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各种版本很难保留原汁原味。周先生认为，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就是翻译代表着文艺复兴整个欧洲的文明成果的一部百科全书，是再现那个时代的历史、社会、宗教和文化方面的大背景，也再现了当时的人们冲破中世纪束缚、超越抽象的存在，以及对现实人类生活、兴趣、价值、才能、尊严和成就的推崇。

莎士比亚戏剧通过隐喻所反映的一些意象图式，来表达当时人们对于时代的体验和经验，比如《哈姆雷特》代表悲剧主题的疾病意向图式，以及代表仇恨主题的狩猎意向图式。

莎士比亚戏剧的认知过程，实际上就是对莎士比亚戏剧的隐喻概念重构的心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莎士比亚戏剧不同的主题意象呈现，需要从以下几个步骤来分析剧本意义和情感的再现……周赫煊先生对于莎士比亚戏剧的隐喻的重新解读，无疑是最近来戏剧研究的重大突破，他给戏剧研究界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丹妮迷迷糊糊的把这篇文章读完，满头雾水道：“我好像还是没有读懂。”

费雯丽笑道：“我也没有怎么读懂，但只要知道煊很厉害就是了。”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隐喻，是一直存在的，也经常有人对此展开研究。但近百年来，“莎学界”因为对悲剧的模仿功能存在与否有争论，导致对莎士比亚意象和英语的不同见解。

意象—语义学派认为，意象是带有诗歌特质的悲剧的生命观法则。克勒曼强调意象形式与内容对剧情发展的关系，幽尔曼把意象看作直观语言的本质，主张通过媒介来表达思想。

至于牛津学派，一贯认为隐喻没啥屁用，更觉得莎士比亚戏剧中的隐喻都是啰嗦的多余句式。

周赫煊现在提出认知语言学概念，并从认知角度来理解莎士比亚戏剧中的隐喻，瞬间就引起整个英国戏剧界的轰动。

很多人支持周赫煊的这种研究思路，也有很多人站出来反对，认为周赫煊的那一套属于歪理邪说。

牛津学派的加塞特就写文章反驳说：“隐喻是毫无用处的修辞格，它淹没并消解主题，除了骗稿费实在没有别的作用。在戏剧创作的时候，应该用直白的语言，直接的表达思想和主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隐喻，没有周赫煊先生分析的那么复杂，它仅仅是一种普通的创作手段，我们不应该对此进行过度解读。”

短短几天时间，英国的文化界、戏剧界就吵起来，一派支持周赫煊的观点，并就此进行深入研究，另一派嘲笑周赫煊的解读纯属多余，属于戏剧创作理念的倒退式研究。

与此同时，英国的语言学界，也开始关注周赫煊提出的认知语言学。甚至有语言学家给出版社写信，向周赫煊请教认知语言学的详细内容。

周赫煊非常大方地回信，把认知语言学从头讲述。

比如隐喻理论，在认知语言学中就分为三种，即本体隐喻、结构隐喻和取向隐喻——隐喻并非只存在于文学作品当中，我们平时说话也经常用到，比如骂人说“你这头猪”。这就是隐喻，人非猪，但可以跟猪一样笨。

在回信以后，周赫煊干脆写了一篇关于认知语言学的论文，发表在英国的学术期刊上。

如今西方正在兴起一种“结构语言学”，常常以城市来命名，比如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像布拉格学派，就是专门研究“功能语言学”这一分支，美国那边还有美国结构主义学派。

周赫煊提出的“认知语言学”，既不同于当下主流的传统语言学，又不同于新兴的“结构语言学”，立即引起英国诸多语言学家的兴趣，竟然在30年代中期形成一个“伦敦学派”，接着传播到美国和法国形成“巴黎学派”、“纽约学派”。

周赫煊关于莎士比亚戏剧的全新解释，在英国一直没有定论，拥护者众多，反对者也不少。反而是他提出的“认知语言学”，飞快地在英国传播开来，并开花结果酝酿出多个分支。

至40年代初，“认知语言学”和“结构语言学”，已经成为世界两大新兴语言学流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