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赫煊带着帽子走出放映厅，帽檐压得很低，这样不用担心被人认出来，毕竟他的照片经常出现在报刊杂志上。

这种打扮并不奇特，来看电影的男人，有将近三成都戴着帽子。

戴帽子似乎这个时代的潮流，无论欧美还是亚洲，男人女人出门很喜欢戴帽。几年前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制服条例》，甚至有专门的带帽规定，比如学生、公务人员在正式场合必须戴帽，夏天戴白色帽子，冬天戴黑色帽子，颜色错误是要被嘲笑的。

周赫煊现在戴的就是一顶男士礼帽，圆乎乎的类似于飞碟形状，帽檐上方还箍着一圈丝带。这种帽子在民国影视剧里很常见，比如谍战剧的地下党接头，主角往往是穿着长衫、戴着礼帽，摘帽时从帽子里掏出一张字条悄悄传递。

周赫煊顺着人潮出去，看完《红尘》的观众脸色兴奋，却憋着不肯提电影内容。而那些看完《神女》的观众，则一个个义愤填膺，不少人边走边讨论剧情。

“那个流氓太可恨了，简直就是人渣！”

“可不是？要我说啊，就该早点报警把他抓走。”

“报警有个屁用，最多关进去几天，等放出来以后女主角更惨。”

“阮玲玉演得太好了，看到她在电影里被欺负，我忍不住就想哭。”

“还是周先生编的故事好。”

“你们看过《神女》的原著吗？”

“没怎么看懂，跟电影完全是两个故事。”

“原著里也有这个情节，不过写得更隐晦凌乱，而且原著女主角比电影更惨。”

“……”

从这些观众的反应来看，电影版《神女》无疑是成功的，极大地调动了诸多观众的情绪。当然，美国大片《红尘》也很成功，一个个看得红光满面，就跟80年代的人在录像厅里看小电影一样刺激。

就在周赫煊带着费雯丽北上天津时，两部电影的口碑都发酵了，只不过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很多卫道士站出来猛批《红尘》，认为这部电影宣扬的是**思想，并呼吁政府禁止放映这样低俗的影片。当局表示很为难，一边碍于舆论的压力，一边又碍于美国电影商的压力，最后只能选择一个折中的做法：《红尘》只能在特定的大戏院放映。

而《神女》则获得人们的一致认可，特别是里面反应的社会问题，引起广泛的社会大讨论。妓女的儿子有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父母的职业不正当，子女长大之后就一定是坏人吗？

左联的机关刊物，把《神女》定性为一部反封建的进步影片。田汉甚至亲自写影评说：“电影跟书籍、报刊一样，也是传播思想的有力武器，是改造社会的良好工具。电影不应该只是情情爱爱的伤春悲秋，更应该反映底层人民的生活，反映尖锐的社会问题，《神女》为我们的电影工作者提供了优秀的参考。”

此时的中国电影人，以张石川和郑正秋为代表。两人虽然合作创建了明星电影公司，但他们的电影理念却各不相同。

张石川走的是商业路线，提倡电影“处处为兴趣是尚”，观众习惯看什么就拍什么，他的代表作是《火烧红莲寺》。而郑正秋却认为电影应该改良社会、教化民众，代表作有《劳工之爱情》。

但不管如何，两人还是以商业片为主，毕竟电影公司需要生存，现实文艺片远没有商业片卖座。

历史上，直到《神女》大获成功，又有教育意义又能大肆卖钱，终于掀起了拍摄社会问题片的风潮。其中也有左联在推动，左翼作家们创作精彩的剧本，联华影业公司负责具体的拍摄发行。

现在周赫煊将《神女》提前两年问世，同样获得无数观众认可，立即给罗明佑带来极大的信心，他主动跑去找田汉等人买社会问题片的剧本。

妨碍《神女》大赚特赚的，恐怕就只有放映问题了。

首都大戏院这种超级牛逼的所在，安装了最先进的有声电影放映设备，所以人们可以尽情的观看《神女》和《红尘》（《红尘》也是有声片）。但其他的影院就有些糟糕，只有罗明佑旗下的部分影院，以及明星公司旗下的少量影院，能够让电影发出声音来。

有声影院里的《神女》场次座无虚席，甚至有时候上午放映都爆满，但无声影院的老板们却只能干着急。最后只能采用补救的办法，重新制作无声电影拷贝，在关键情节处增加对话字幕。

对此周赫煊只能苦笑，他好不容易投资拍了一部有声片，采用的还是最先进的有声电影技术。但大部分影院放映时，观众还是听不到声音，就好像后世拍出一部3D大片，结果寻遍全国都找不出几个3D放映厅。

《神女》热映之后，阮玲玉简直红得发紫，一举反超胡蝶跻身影坛一姐，成为联华影业公司绝对的台柱子。

与普通观众追捧明星不同，业内人士更关注《神女》的拍摄技术。因为这部电影采用了顶尖的有声技术，音质好得吓人，不像之前的国产有声片那样各种杂音，各种音画不同步。

张石川和郑正秋连忙打听情况，结果在知道有声胶片的价格后纷纷摇头——成本太高了，他们玩不起。

说起来有些奇怪，一向抠门的邵氏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