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西流湾8号，花园洋房别墅。

在别墅的花坊下边，有一个巨大的地下室。这间地下室不但宽敞，且通风干燥，装潢华丽，有沙发、电灯、风扇、桌椅、茶几等一应物品，甚至还有一个大书柜和一个大酒柜。

别墅的主人周佛海亲自为客人倒酒，热情招呼道：“来来来，法国进口的红酒，正宗的21年波尔多。”

“那可真是好酒啊！”梅思平立即赞叹。此君宽额长脸，颧骨高耸，眼睛贼小，笑起来带着奸猾之相，严肃时又给人一种滑稽之感。

跟后世装逼要说82年红酒不同，此时的极品红酒是00年的，次一级则是21年的，一口就抵普通工人一年的薪水。

陶希圣端起酒杯轻轻一呷，大笑道：“我喝不来这味道，还是中国的白酒更合口味。”

杨肇熉是巴黎大学的法学博士，他笑道：“希圣兄，这洋人的红酒，得慢慢品才有味道，你刚才喝得太急了。”

“慢品太过无趣，大丈夫喝酒就该一口干！”陶希圣说着就仰脖子，把小半杯红酒全灌进肚子里，看得周佛海这个主人直心疼。

暴殄天物啊！

周佛海捂住流血的小心肝儿，顺着话说：“这国事就如喝红酒，不能太急，一急就没滋味，一急就要坏事！”

梅思平附和道：“周兄说得在理。现在全国上下都闹着要抗日，那些高呼抗日口号的，要么是莽夫，要么是别有用心者。他们偏激、执拗、诞妄、幼稚，较之义和团时代并无进步。依我之见，中国根本没有做好抗日的准备，一旦爆发战争，就是国家民族的末日。凡高呼抗日者，皆乃国贼也！”

“思平所说，真乃金石之言！”周佛海拍手赞叹。

说白了，在座的四人都属于“主和派”。

中国“主和派”是在长城抗战失败后兴起的，他们认为中国的军队战斗力低下，与日军作战纯属以卵击石，近乎于毫无意义的牺牲。

此派人物以汪兆铭为首，刚开始主张“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塘沽协定》签署后主张“困守待援”，希望得到欧美列强的支持；现在则高呼“中日提携”，主张与日本建立友好关系。

持此观点的人还很多，不止有汪兆铭、周佛海这类今后的大汉奸。跟周赫煊交情很好的胡适、张君劢，以及名声极好的顾维钧，此时都属于“主和派”。

他们对中日战争的前景是悲观的，看不到丝毫胜利的希望。特别是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初期，这些人经常在周佛海的地下室聚会，交流自己对战争和政治的看法。

后来胡适给他们这些人取了个雅号，叫做“低调俱乐部”，以此来显示自己与那些激进高调分子的不同。

只不过，当“淞沪会战”结束以后，浇灭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嚣张气焰。胡适、张君劢等人因此得以重获信心，积极主张抵抗到底，而汪兆铭、周佛海等人则做了汉奸。

陶希圣此时翻阅着新出炉的《非攻》杂志，不屑地说：“这种刊物误国误民，会把中国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早该禁掉了！”

梅思平叹息说：“也不知周赫煊给委员长灌了什么迷魂汤，居然忍耐他至今。国贼不除，中国必亡！”

“哈哈，周明诚这次可惨了，必然名声丧尽，”周佛海笑道，“还要多亏了肇熉兄。”

杨肇熉谦虚道：“我只是顺手而为，当不起周兄谬赞。”

杨肇熉，政坛女强人郑毓秀的姐夫，靠裙带关系才做了上海地方法院院长。此人的人品很有些问题，胡适已经跟他绝交了，要知道胡适可是个好好先生，他是不会轻易跟人绝交的。

顺便一提，杨肇熉的老挑（郑毓秀之夫）魏道明也是“主和派”，魏道明后来还做了台湾第一任省主席。

周赫煊这次被上海法院飞快发传票，就是杨肇熉搞的鬼。法院那边收到张达民的起诉书，本来拿不准是否该立案，结果杨肇熉正好知道此事，立即亲自过问，督促属下尽快发传票开庭。

周赫煊和杨肇熉有过节吗？

没有。

周赫煊甚至跟杨肇熉的小姨子郑毓秀见过一面，当时大家共同参加洋人太太的沙龙——就是有宋美龄现身那次。虽然关系不熟，但彼此印象甚佳，周赫煊与郑毓秀都比较敬佩对方。

那杨肇熉为什么要坑害周赫煊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周赫煊及其《非攻》杂志，已经成为中国“主战派”的一面旗帜，激进的“主和派”们必须把他打倒！

包括周佛海、杨肇熉、陶希圣、梅思平在内的许多“主和派”，都觉得自己是为国为民，而周赫煊则是把中国引向深渊的国贼。他们认为中国输不起，中日之战不能打，就算要打也越晚越好。

所以，他们想要搞臭周赫煊的名声，让国人知道周赫煊的丑陋嘴脸，从而降低《非攻》杂志的公信力和美誉度。

说一千道一万，立场和理念不同。

这比私人仇怨更可怕，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一旦碰到机会绝不放过。

梅思平说：“周先生，报社那边还要加把劲啊，许多大报都不想得罪周赫煊，甚至就连《中央日报》都没有介入。”

周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