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两个月前，中国和法国开通了空中航线，可以从广州飞到越南，再转机从越南飞到法国。

周赫煊当然不敢带着老婆坐洲际飞机，万一落下来就好玩了，还是老老实实的乘火车再转走海路吧。

一路上，康泽都在找机会套话，想要了解周赫煊和希特勒之间的具体情况。周赫煊各种糊弄打哈哈，只说自己跟希特勒谈得比较来，绝口不提什么三眼神族的事情。

康泽这家伙满手血腥，死在他命令下的无辜百姓以万为单位。若论残暴和血腥程度，戴笠给康泽提鞋都不配，枪毙他一百遍都死有余辜。

这种人，周赫煊一向敬而远之，连打交道的兴趣都没有。

当然也不能得罪，周赫煊尽量保持着距离，以写文章为理由，整天把自己关在船舱里不露面。

他们这趟坐的是快船，仅用三个星期就抵达上海。

上海的市面上一片萧条，拜白银危机引起的金融风潮所致，整个长江中下游的轻工业都趋于崩溃，棉纺行业直接倒退回辛亥革命时期。就拿上海的棉纱业来说，市面上交易的超过八成是日货，只有“申新”等少数国产品牌能够存活。

原因很简单，白银危机导致银根不足，工厂资金链断裂，民族企业纷纷破产，日货趁机侵占中国市场。

而四大家族不但通过货币改革赚得盆满钵满，还利用行政命令大肆盘剥巨额利润。比如茶叶和渔业，政府强行要求统制运销，说白了就是以政治手段实现行业垄断。

商人们已经快被逼疯了，咱们前面讲到的茶叶大王唐季珊，直接拉着14家茶栈跳反，坚决抵制政府命令。各大渔业公司和普通渔民，也坚持自由营业，根本不理会政府的乱命。

上海的运输业也崩了，包括英美法等国的航运公司，生意那都是一落千丈。原因一方面是经济不景气，另一方面则是华北走私太严重，华北那边几乎成了三不管地带。好多南方货物干脆沿铁路北运，然后走私出海，外来进口商品也基本走私到天津，然后再发往全国。

作为远东最繁荣的城市上海，已经变得死气沉沉，工商、金融、地产全线崩溃。

老百姓的生活也愈发困难，在银元和法币日趋贬值的同时，人民的收入竟逐年下降。1932年的时候，上海丝厂工人的日薪是6角，1933年变成5角1分，1934年下降到3角8分，1935年勉强涨回了4角。

如今，上海已经在酝酿大罢工了，再不涨工资就要饿死啊。

正当周赫煊回国的时候，左翼文坛再起风波，出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之争。具体内容有点敏感，咱们不方便详细叙述，反正就是左翼文人自己吵起来了。

面对日寇的步步紧逼，值此国难当头之际，“左联”在年初自动解散。

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号召摒弃政治立场一致对外。鲁迅和郭沫若认为，一切不愿当汉奸的作家，都应该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不管原先是什么人，只要不愿当汉奸，就应团结到一条战线上。至于文学创作，写什么都好，最好与国防有关，不写直接与国防有关的人事也无妨。不过，应该互相批评，无产阶级保留批评的权力。

这标志着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左联时期”结束，正式迈入“抗战文学”阶段。

周赫煊紧赶慢赶，还是没赶上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大会，只能以私人名义捐赠了10万元救国资金。

自从“一二九运动”之后，全国都掀起了抗日救亡浪潮，根本不理会南京政府“敦睦友邦”的号令。

各种民间抗日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走上街头公开高喊抗日者不知凡几，国党的特务和警察根本就抓不过来。报纸上，“抗x”字眼出现得越来越频繁，许多爱国人士自发前往北方投军抗日。

到了1936年6月，但凡有点脑子的国人都知道，再不奋起抵抗，就要亡国了！

“主战派”情绪高涨的时候，以汪兆铭为代表的“主和派”也变得更加积极，其中胡适也是坚定的“主和派”。

但“主和派”也分为两种，一种是觉得中日两国力量悬殊，中国还没有做好抗战准备，应该徐缓图之，其中以胡适为典型。另一种则心思难测，抱有别样的想法，比如汪兆铭。

汪兆铭此时已经被老蒋一撸到底，没有任何实权可言，但他却高呼“和平”论调上蹿下跳。而汪兆铭的追随者们，也大都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他们必须通过“主和”来重新夺权。

……

南京，憩庐。

康泽跺着地板立正敬礼：“报告委座，卑职康泽受命归来！”

“兆民啊，不用拘礼，”常凯申亲切地笑道，“快坐。”

“是！卑职遵命！”

康泽再次敬礼，屈身坐下，犹如蹲马步一般，屁股只敢虚挨着沙发。

常凯申考教道：“这次去德国学习，有何收获没有？”

康泽蹭的一下站起来，双手捧着本小册子递上：“委座，这是卑职的学习心得。”

“坐下。”

常凯申接过册子却没翻开，而是问道：“你简单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