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过去三个小时，拉贝就抽完了整盒香烟，屋内弥漫着呛人的味道。

拉贝推开窗户透气，问道：“我还有多张相片，你要看吗？如果，你还能坚持的话。”

“看。”周赫煊眼睛里充满了血丝，声音嘶哑，不知是哽咽了，还是被香烟给熏的。

拉贝从皮箱夹层当中，陆陆续续掏出许多相片，背面朝上递给周赫煊，他似乎也不想多看相片的画面。

周赫煊首先看到相片背面的文字，那是用德文写的：“又有一千多个中国人被赶到那里，押至城外，用机枪处决。拉贝。12月1日。”

周赫煊忍受着翻腾的胃液，翻到相片正面仔细查看每个细节。然后轻轻放下，拿起第二张照片看完正反面，第三张、第四张、第五张……多张照片，周赫煊足足看了一个小时。

拉贝又拿出一沓稿纸说：“这是我写给日军司令部的抗议信原稿，一共十六封信，调查记录了5多起暴行，每一桩暴行都有相应编号。”

周赫煊随手翻开其中一封信稿，信件开头是谴责南京城内的日军，并要求日本军方立即制止这种行为。后面则是一连串的案件，比如编号36：日军抢走猪、马各一，多名日军强暴十七名妇女，其中二人被奸致死，在阴阳营多次发生强暴和抢劫事件。

周赫煊放下信稿，对拉贝说：“先生，我本来想写一本书，用第一人称的形式，来揭露南京大屠杀。但看了您带来的这些资料，我觉得任何文学体裁，都无法承载那份罪恶的重量。所以，我想把所有资料汇总起来，包括你的日记、照片和信件，也包括其他传教士写给教会和家人的信。不需要特别的文学形式，只是客观的记录，客观的汇总，把事实客观的摆在世人眼前。有些暴行，别的传教士所记录的，可能跟你的有重合，我们需要逐一检查和对证。”

“我同意，我会全力帮助你完成这份工作，”拉贝郑重地点头，补充道，“最重要的物证，就是马吉神父那几盘影片资料。我手中那份拷贝，虽然落到了盖世太保手里，但马吉先生说要把母盘寄回美国。”

周赫煊说：“我联系过马吉神父的家人，他们暂时还没有收到。”

拉贝猜测说：“可能还在邮寄途中，我离开南京的时候，他已经拍摄了3盘胶片，委托一个朋友偷偷带去上海保管。对了，马吉先生还给日军司令部写了4多份抗议书和报告书，那些也是重要文字资料。”

周赫煊想了想，问道：“拉贝先生，你能联络当初一起救助难民的朋友们吗？我需要他们的帮助。”

“当然，”拉贝点头道，“周，你是一位正直的人，多亏有了你的帮助，我们才不至于那么窘迫。”

所谓“周赫煊的帮助”，是指他当初留给许传音的2万大洋。

拉贝和朋友们一起组建国际安全区，并被推选为安全区主席。而许传音也被邀请加入安全区，并担任安全区委员会委员，两人之间互有接触和配合，这在《拉贝日记》当中有多处记载。

国际安全区要负责安排2多万人的食宿，每天耗费钱粮极多，资金来源主要有四个途径：第一，拉贝、许传音等人私人提供；第二，慈善团体捐赠；第三，国民政府拨款；第四，日军调拨粮食。

国民政府的拨款时有时无，日军提供的粮食又总是拖拖拉拉，慈善团体和个人捐款杯水车薪，因此周赫煊留下的2万大洋就在关键时救命了。

那2万大洋本来是留给许传音，让他帮助老弱病残撤离南京的。但当时南京车马难寻，车票和船票都不好弄，许传音对此没有什么办法。

当许传音感觉事态不妙时，2万大洋汇票已经无法兑现了，因为战乱影响，南京城里的银行全部关门。

直到1月份，国际安全区里的难民忍饥挨饿，许多人冻死饿死，拉贝和朋友们都快被逼疯了。终于有个传教士冒险前往上海，将汇票里的钱取出，从上海运输粮食和药品发往南京安全区。

拉贝好奇地问：“周，你事先就知道日军会在南京城内搞大屠杀吗？听许传音博士的叙述，你好像早就有了准备。”

“猜的，”周赫煊苦笑道，“能够预知又如何？还不是没有用处。”

“不，很有用处，”拉贝摇头说，“你留下的那些钱，帮助难民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如果没有那2万大洋买粮食和药品，会死很多人，不是被日军杀死，而是活活冻死、饿死和病死。因为有你的帮助，至少让上万难民保住了性命。”

周赫煊难得的笑起来：“早知道的话，我就该多留点钱。”

拉贝遗憾道：“可惜，二月份的时候，安全区就被迫关闭了。当时日军承诺不再屠杀平民，但我知道，他们不可能履行诺言，南京城内的暴行还将继续。虽然安全区已经关闭，但许多朋友还在维持各处难民营，而我却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南京。我不是逃避，我想尽快赶回德国，请求元首希特勒先生出面干涉。谁知，我没能等来元首的召见，等来的只是盖世太保而已。”

“不必自责，”周赫煊安慰说，“拉贝先生，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和你的朋友们，挽救了25万中国百姓的性命，你们都是中国人心中的活菩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