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太平时代的事业(考古)，现时谈不到别的了，在极省俭的法子下维护它不死，待战后再恢复算最为得体的办法。个人生活已甚苦，但尚不至苦到不堪。我是女人，当然立刻变成纯净的糟糠的典型，租到两间屋子烹调，课子、洗衣、铺床，每日如在走马灯中过去。中间来几次空袭警报，生活也就饱满到万分。”

这段话是抗战期间，林徽因和沈从文谈起考古（主要为考察古建筑）时所说的。

林徽因得的是肺结核病，历史上，她住在李庄的六年几乎都在卧床。即便如此，她还拖着病体帮梁思成和金岳霖查阅资料，甚至《中国建造史》一书有部分内容直接就是林徽因执笔的。

而梁思成也不轻松，他从昆明出发的时候感染破伤风，治愈后又前往重庆为营造学社筹集经费，一路奔波辛劳终于在李庄跟病重的妻子汇合。到李庄以后，梁思成又犯了腰背上的疾病，不能躺也不能坐，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只能站着做研究。

事实上，夫妻俩在离开昆明之前就生活窘迫了。梁思成写信给费正清索要美国杂志，而林徽因写信给费慰梅索要一些旧衣服，谈到这种情况，梁思成在信中自嘲道：“看来我们已实实在在沦为乞丐了。”

网上黑林徽因是绿茶的朋友，不知道是否真了解她一生的事迹。只她在抗战前后的表现，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即便没有抗战，一个弱女子拖着病体，数年如一日的翻山越岭考察古建筑，没有大毅力根本坚持不下来。

留芬饭馆。

梁思成搀扶着林徽因进来，感激道：“明诚兄，多谢你的帮助。”

“一点小忙而已，”周赫煊责怪道，“思成兄，你前段时间去重庆筹款的时候，怎么不来找我？怎么说我也算是任公的门生弟子。”

梁思成苦笑着解释：“我在重庆筹钱的时候，你还在美国没有回来，就不好意思去周公馆打扰嫂子们。”

周赫煊又问林徽因：“林先生感觉好些了吗？”

林徽因说：“服用磺胺以后退烧很快，现在额头只有点微烫了。”

周赫煊道：“现在磺胺属于政府管控物资，我这个药厂老板也拿不出太多。我打算每个季度给同济医学院捐一批，你需要用药时就去同济大学拿，他们会特别为你留一份。”

金岳霖连连说：“这样就好，这样就好。”

这个年代，肺结核还没有什么特效药，磺胺已经算是最有效的药品，至少林徽因不用再硬扛疾病好几年。

就在四人说话之际，突然有人哈哈笑着走进饭馆：“明诚，你这个财神爷终于来了！”

周赫煊回头一看，起身抱拳道：“济之先生，孟和兄，孟真兄，好久不见。”

李济、陶孟和、傅斯年三人并肩而来，看样子他们关系还不错。但过两年就要闹得很不愉快了，都是钱搞出来的，部门之间为了抢有限的经费，这二人差点没打起来。

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在李庄很常见，有无数反目成仇的例子。童第周之所以离开李庄，就是被同济大学的生物系主任给逼走的，这些学者们也非个个都是圣人。

争吵、谩骂、流言蜚语、友谊破裂……在李庄的每个角落弥漫着。林徽因在文章里感叹：“我很怀疑，是不是人们在一个孤岛上，靠着十分菲薄的供应生活，最终就会以这种小孩子的方式互相打起来。”

周赫煊和李济是老熟人，当年在清华园就经常见面聊天，李济甚至还参与过小灵均起名字。两人还同去山东考古过，当时周赫煊在现场顺了一片残缺的“蛋壳陶”。

至于陶孟和与傅斯年，周赫煊只在林徽因家的客厅里见过一次，算是点头之交。

陆陆续续的，饭馆里又来了一些人，都是同济大学的人，分别有周均时、黄榕增、丁文渊、魏特、史图博、艳克兰、史梯瓦特、陈一荻等等。从魏特到陈一荻这些人都是外教，以德国人和波兰人为主，说的是清一色德语，不会德语的同济学生根本没法上课。

顺便一提，陈一荻这个德国女博士的丈夫，正是我国著名医学家陈雨苍。如今陈雨苍还在上海法租界做着地下工作，专门为延安和上海传递情报。陈雨苍还没等到建国就去世了，而陈一荻则一直留在新中国任教。

留芬饭馆的老板端着白肉上桌，笑道：“各位先生，这是我亲自切的裹脚肉。”

魏特这个老外不会说中文，只朝着老板疯狂拍大腿。

老板立即心领神会，乐道：“明白，你是要红烧蹄髈。”

魏特眉开眼笑，竖起大拇指说：“轰骚滴棒，轰骚滴棒！”

周赫煊笑着用德语说：“魏特先生看来经常来这里吃饭啊。”

魏特道：“这家饭店的红烧蹄髈好吃，非常好吃，是我吃过最美妙的食物。”

陶孟和说：“最好吃的还是裹脚肉，肥而不腻，口吃留香。我攒下的那些工资，都贡献给老板了，现在都变成了穷光蛋。不过嘛，就是裹脚肉的名字太俗，有伤大雅。”

周赫煊笑着回头对老板说：“干脆改名叫李庄白肉吧。”

“这名字好，”老板也是妙人，飞快跑去拿来纸笔，“请周先生赐名题字。”

周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