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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略在大明西征军中不算个小人物，但地位微妙。

一方面，他是从二品的武官，拜游击将军；另一方面，又处在一个坎儿上。

遇上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仗，迈过去这个坎就是名留青史的名将，可任职总兵正职，迈步过去，这辈子可能就这样了。

他父亲长夕虎是协防凉州的副总兵，所以长略一开始经历考试出来就是世袭指挥同知，做贵德分守游击，官位就没了变化。

没变化的原因，是他这个位置守备方向主要为青海蒙古人，这个地方是赶不上大仗的。

青海也好、乌斯藏也好，对大明来说是个存在感很低的地方，以至于让很多内地百姓都认为那是个朝贡国，但人家并不是那样想的。

朝廷对乌斯藏掌控能力最强的时候，也是皇帝最为强势的洪武、永乐两朝，尤其是永乐皇帝朱棣。

洪武朝朱元璋册封了四五个国师和大国师，拉拢了白教势力最大的帕木竹巴法王，但那时候大明对乌斯藏诸多教派的影响力还不够，只能说是羁縻而已，因为帕木竹巴法王也只是其中势力较大的封建主。

当时已有税务能力，洪武十六年皇帝下诏征马，洪武十八年乌斯藏送至四川、贵州，由二都司押解进京马一万一千六百匹。

十八年腊月，名叫参丹藏卜的僧人一个人向河州卫输马七百八十二匹，为终明之世个人贡马最高记录。

到永乐朝，更是极大加深了对乌斯藏的影响，朱棣一股脑在乌斯藏册封两位法王、五位大王、两名西天佛子，九名灌顶大国师，十八名灌顶国师，其他的禅师，僧官数不胜数。

同样也是朱棣，修通了从四川雅安，当时叫雅州到乌斯藏的道路，往后各法王、大王、国师等逐年进贡，世袭更替由皇帝册封。

别的地方到北京进贡可能是有骗吃骗喝的嫌疑，但乌斯藏不一样，乌斯藏去北京进贡是个玩命的活儿，死在朝贡路上的禅师数不胜数。

世上的领土，并非只有设置流官、布防驻军才算领土，否则十七世纪以前欧洲只有古老的罗马和十六世纪新生的西班牙这俩国家。

凡事皆有两面性，不断的拉拢加深明王朝对乌斯藏的控制，从朱元璋时期的心有忌惮而多封众建，到朱棣时期转相化导，以共尊中国，让西边宴然，终明世无番寇之患。

同样也使佛徒交错于道，外扰邮传，内耗大官，公私骚然。

至宪宗、武宗时期，番僧地位依然很高，尤其是武宗皇帝喜欢番僧，经常从乌斯藏叫僧人去家里玩，甚至他自己都会藏语。

到孝宗时期，不喜欢番僧，把法王，佛子以下的番僧都驱还本土，夺去印诰，嘉靖皇帝则尊崇道教，干脆不见万里迢迢进京进贡的僧人们了，既不见、也不召，以至于朝廷与乌斯藏的联系逐渐减少。

即便如此，乌斯藏的法王、教王、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等僧官也坚持在承袭时按规定等待明廷重新册封，即使在父子、叔侄、兄弟、师徒间承袭亦是如此。

天行有常，到万历时期，事情又出现了改变，谁都想不到这一改变是大明金国俺答汗带来的。

这一时期，黄教已大有压服诸派之景，他们当中最有权势、最德高望重的僧人是活佛索南嘉措。

这个时候要称俺答为大明金国顺义王，万历七年，以逢迎活佛的名义西攻瓦剌，就是被张臣决河断路那次，一场战争结束，俩人见面了。

顺义王非常喜欢这个名叫索南嘉措的乌斯藏活佛，后来他俩相互册封，俺答汗册封索南嘉措为‘转轮王彻辰汗’，顺义王册封索南嘉措为‘达赖喇嘛’，达赖为蒙语大海之意，喇嘛为藏语上师，索南嘉措又往上追了两代老师，自称三世。

他们除了互相册封，还互相干了一件事，索南嘉措劝导顺义王戒杀，劝他东归；顺义王劝导索南嘉措复通中国，还在甘肃给张居正写了封信。

索南嘉措在信里自称释迦摩尼比丘，拟求通贡，赠送仪物，张居正看到信不敢接受，交给万历，万历允许之后，朝廷与乌斯藏重新通贡。

这是一次政治性的会面，需要利益交换，俺答有强大的兵力，蒙古硕果仅存的具装甲骑军团能为冲破长城之外一切阻拦。

索南嘉措是个能人，但他有什么能保障册封之后的联合呢？

又凭什么能让俺答册封他？

如果他是世俗首领，可以用联姻来达成联合，但这种手段并不适用于索南嘉措。

所以索南嘉措对俺答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的转世必出于你的子孙中。”

这会儿三世喇嘛还在给顺义王俺答举行葬礼的路上，戚继光向西进军时还碰到了，顺便在蒙古轻军里传了一下教。

由于双方有自己人的关系，长略这个大明在藏区东部的游击将军就被做成了护民官。

历来作战都是在卫拉特蒙古逐渐渗透至藏区的小部落进攻藏民时率军出战，双方小冲突不断。

但长略的首要任务一直不是杀死敌人、斩获首级，而是为藏民筑民堡、修营寨、设险浚池、振济贫乏，在蒙古劫匪的铁蹄下保护藏区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本来这辈子可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