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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巴放低，背弓起来，对，两手抱在胸前，左手包右手，然后说：军爷。”

百丽儿攥着支带东洋军府标志的马鞭背在身后，高高扬着白净下巴指点着左右两列伦敦百姓，最后两字的军爷叫得又响又亮，不忘补上一句：“最好笑着说，做有礼貌的人。”

此时她足蹬黑皂靴、下着蓝布棉裤，上穿东洋军府背后有团龙的棕色棉曳撒，披着件不知从哪件大狐氅上扯下的毛皮披肩，还戴着顶有木柱的圆沿儿大帽。

看着挺像那么回事。

此时此刻，百丽儿身处伦敦城西郊四十五里名叫刘志庄的农庄上。

她的身份不再是伦敦城内的俘虏，而是刘志庄主、东洋旗军火兵刘志的小伴当，负责教化庄上从伦敦迁出的四百三十户百姓。

杨策的西汉联军进入伦敦城后，城内外的战争仍在继续，不过伦敦塔城坚难破，即使在泰晤士河南修造炮台后依然难以攻破。

故而，围城的事便被兵多将广的杨策接受，打算围死城内的查尔斯男爵，或者干脆等到他投降。

应明则接手了更加迫在眉睫的问题，便是伦敦城的百姓生计问题。

实际上这对整个‘普州’这一隶属大明王朝的海外行政区划都是亟待解决的事。

如今普州已有英格兰近三成土地，这些土地在万历十一年为黑死病、战乱所祸，多几近荒地，百姓也逃的逃、跑的跑，即使仍在普州治下，也早离家乡有百里之遥。

有人在明军不曾介入的土地上私自开垦，同流民争夺；有人运气好，在明军东征的路线上，则被官府授予田产。

土地需要丈量也需要重新分配，有些地方百姓多、有些地方百姓少，都要有官府作为权威力量来主持公道。

可是普州的官府？那就是个名义上存在、但实际上不存在，就连应明都不知道到底存不存在的东西。

别说所谓的普州了，就连普利县的衙门，都基本上是个大市场，首要职能是商人把有意思的货物放在衙门口，做买卖也在衙门口，因为知县总会突然要求衙役出门买点奇奇怪怪的东西回来做实验。

说它不存在吧，有矛盾有问题的百姓到衙门确实是能把事办了。

说它存在吧，没人去找的时候那衙门什么正事都不干。

结果就只能让应明这个半吊子以一种管理部队的方法来管百姓，向各地派遣旗军带海盗去丈量土地，丈量完了就分配给旗军管理。

没别的要求，今年得把地里的粮种出来，种不出粮就种别的东西，需要啥就找伦敦要。

应明没进伦敦时，伦敦有不下十万百姓，他进伦敦后伦敦依然有十万百姓，而现在？

现在伦敦恐怕三万百姓都没有，百姓都被他迁出来了。

在他朴素的观念里，伦敦这种城市化是逆历史潮流的，城里养这么多无用之人做什么？除了工匠，都去乡下种地去。

这么干除了缓解城内粮食紧张，还有个目的是削弱守军的力量，数万人被编出姓氏、制出户籍，分派各地，他们在守军里当兵的父亲、儿子、兄弟只要倒戈，立刻就能通过官军寻找到家人。

英格兰有国家意识，但并没有民族自豪感，在英西大海战发生前，他们确实没啥值得骄傲的事。

德雷克偷了、抢了西班牙一条珍宝船大概是最值得骄傲的事了。

守军愿意固守孤城，最大的原因是他们清楚一个道理，想保护家族家人，就必须和其他守军站在一起。

现在家人都去乡下种地，立即让守军士气为之一泄。

更让人泄气的其实是出现在战场上的西班牙人。

查尔斯男爵固守了俩礼拜都没发现敌人已经变了，他一直以为围困伦敦塔的敌人是应明及其麾下的明军。

因而守军很长时间用的战略都是把城内的街道在适当阻击后便让给明军，尽量用一条条街道来进一步稀释应明的兵力，以期用更多兵力来彻底消灭应明麾下一支或几支精锐小队。

并因这一策划而沾沾自喜着。

士兵在战斗中可以投降，身处绝境即使投降查尔斯男爵也不怪他们，等他们到明军那边，明军肯定对他们不好、欺负他们的女人，等打仗的时候再给明军倒戈一击就够了。

他们的计划前半部分非常顺利，明军没遭遇什么抵抗便收编了大量伪降守军，还占领了大量街道。

不过还没等到伪降守军聚伙反攻，只是吃了一顿饭，他们就再难重新聚起军心了。

当守军投降，他们向明军长官使劲骂着伦敦堡内糟糕的补给，并询问长官什么时候让他们打回去去。

明军不让他们去打仗，给他们毯子裹着免得挨冻，还有人给他们做饭，热腾腾的饼子和汤，饼子有油、汤里有几片菜叶和一块肉。

人们边吃，眼泪边掉。

眼泪并非因明军的好而感动，是为守军的苦而难过。

他们在伦敦塔里的粮食快吃完，人们饿的想吃人，却很可能熬到断粮的时候连尸体都没得吃——天渐渐热了起来。

明军这儿，士兵却能喝到肉汤、吃到肉，甚至都没人吃面包。

更奇怪的是就这么白白养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