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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来说，痛苦分许多种。

但是对思想家来说，真正的痛苦只有一种，那便是活着。

这就好像人们观念里的‘文人误国’，为何文人误国听起来就比武将割据、宦官乱政、昏君误国严重的多呢？

这当然不单是因为文人是百姓最常见的误国角色，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身份、也在于这一身份所掌握的权力。

宦官、武将也多来自百姓，但宦官即使不误国，他的身份依然是宦官；武将没有误国，他的身份依然是武将，当然也不排除有微小的可能变成反贼或皇帝。

但文人若没误国，就会变成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反正不是文人了。

上升空间大，往往会使人在新的身份、新的职务上出现理论与实践脱节这一尴尬情况。

就好比说李贽，他在姚安府任上做的不错、也有一套正在周全的思想理论，但他是没有机会把这份实践。

一方面认为人靠童心、本性、本能就可以大治，朝廷应该尽量减少对人性的约束，传统德礼刑政的这套只会破坏本性，应尽量少对社会加以干涉、尊重妇女，人与人有致一之理。

另一方面又认为古今贤臣不是满口道德说教，而是实际做事为朝廷发展经济、寻找财政的人，人们应当追求功利。

可实际上，传统意义上的‘以理财为浊’，限制的可不是别人，正是从道德与价值观出发，限制那些有机会读超级多的书、考上科举、手握朝廷命脉大权的官员。

他的想法，随便满足一个，都可以说是社会的巨大进步；但要想在他这辈子全部满足，那只可能是整个天下的噩梦来了。

对地方不加限制的小政府，加上没有道德约束且鼓励殖财的官员，再打出一张人人平等的致一之理。

帝国崩溃指日可待。

但这不是李贽的错。

思想家为何会变成思想家？首先是因为他对所处社会环境不满意，这在以前几乎可以与对个人际遇不满意划等号。

因为他不但对环境不满意，还没有小了是改变自身周围环境、大了是改变国家社会环境的能力。

也就是说，又没有能力改变现状，在实践与理论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完善理论，但是到这一步卡壳了。

没机会用实践进一步完善理论，再用完善后的理论去重新投入实践，只能做敏锐的诊断者。

因为能完成这一步的人都不叫思想家，根据他们完善手段温和与否的区别，叫改革家与革命家。

一番试错下来，最后的实践也一定跟最初的理论大不相同。

思想家最大的痛苦是活着，在一个明知道永远与自己所思所想格格不入的世界里，长命百岁也是一种残忍。

他最大的愿望，是天下能有一个半个怜才者，让他这样的大力大贤有才之士得以效用，就算杀身图报，也必不忘恩。

矛盾的李贽，既反对儒家礼教，却又对观念推崇的今古义士狂热向往；既。

其实他最想找的人是张居正、第二想找的人是万历皇帝，但他自己心里也清楚，张居正、皇帝或者说整个朝廷都容不得他。

张居正与李贽的政治理想是多么相匹配啊，不沽名钓誉谈论道德，国事上可谓宰相之杰，远超世俗凡夫。

可张居正的治国铁腕，道德沦丧法纪松散的大明被整合成刚强铁板，有一个书院便铲一个书院。

李贽这样的人存在本身，是勾在其辛苦打造轰鸣机器上一颗锈蚀铁钉、砌在他固若金汤万里长城上一块破碎青砖，是对张居正最大的嘲笑与讥讽。

也许，他永远都看不见自己想象中的世界。

那个天下之民，各遂其生，各获所愿，各从所好，各骋所长，就其力之所能为，与心之所欲为，势之所必为者听之。

千万其人者，各得其千万人之心，千万其心者各遂千万人之欲。

物各付物，天地之所以因材而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世界。

但他不是个容易被打败的人，他非等死之人，等死之人心身俱灭，虽未死却筋骨已冷，与死人无异。

在他看来，虽得不到想要的，但在求索中志虑益精，德行益峻，磨之愈加而愈不可磷，涅之愈甚而愈不可淄，也是福气。

涅是黑色染料，淄是变为黑色。

涅贵不淄，是东汉崔瑗所做《座右铭》里的一句话，意为被黑色侵染也不变颜色。

至少现在，他来到东洋，在大明的宗室大学，得到新的阅历与见识。

知道世间竟有一人，不论民生政见单论生产。

而且他说：“先生所求，天下之民，各遂其生，各获所愿，各从所好，各骋所长，就其力之所能为，在久远未来必可实现。”

“其实现过程也必然漫长，为此将付出数代乃至十数代人，坚持发展生产力、完善工业化、普及教育、革新科技、消除贫困、解放思想，最终实现国家平等繁荣、天下人共同富裕。”

让李贽脑子里的儒释道统统被丢到一旁，振奋地三天三夜睡不着觉。

他知道起点在哪，也知道终点在哪，可他不知道路在何方，他曾想探访京师大儒求索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