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钧把李贺和袁海拉到一边，从作战包里拿出一个卷起来的物品“两位首长，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送给你们，但你们一定要注意保密，如果情况危急，宁可马上毁掉！”

两位红军高级将领同时点了点头，刘钧出彩的表现以及刚才赠送的价比黄金的好药，让他们完全打消了对刘钧的怀疑。

刘钧从圆筒拉出一卷纸，慢慢打开，李贺两人一看，立即睁大了眼睛：“军用地图！”

这是一张1：比例的江西省军用地图。

部队打仗总是离不开地图的，有人说地图是“军队的眼睛”、“行军的无声向导”。 现代战争，各军兵种协同作战，战场范围广阔，战争的突然性和破坏性增大，情况复杂多变，组织指挥复杂，对地图的依赖性更大，地图成了军队组织指挥作战必不可少的工具。

中国近代史稍有了解的人不难发现，日本近代史上发动的14次对外侵略战争中，其中有10次针对中国，每次针对中国进行侵略前，就早已开始对中国进行间谍情报活动。他们在中国搜集情报的主要方式，就是派出千余间谍到中国进行非法测绘地图，为发动侵略战争做准备。从历史上缴获的日军军用地图上发现，他们测绘的军用地图，比中国军队当时使用的军用地图还要精准，有的甚至比今天的谷歌地图还详细。

日本侵华的历史，其中起到重大作用的就是地图；从他们对中国地形的测绘历史来讲，可以追溯到1872年，日本军人秘密潜入中国东北，对吉林、黑龙江等地反复探察。随后，日本又派人乘舰艇去中国台湾，对中国沿海进行侦察测量，绘制《清国渤海地方图》和《陆军上海地图》。后来，日本军方又完成《清国北京城全图》《清国湖南省图》的绘制。

当年日本潜入中国盗测地图的一般2—3人一组，多数为军官，也有少数雇员。他们化装成贩卖烟草和药材的商人作为掩护，携带罗盘和测高气压计，分头行动，主要沿道路对周围地形进行仔细测量。他们以罗盘测定方位，以徒步、马车、轿子等一小时的平均行进数来对距离进行概算。1900年，日本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趁机公然对北京、天津、山海关等地进行军事测绘，同时还秘密派人在安徽、浙江、福建进行“旅行测图”。特别要提的是，1923年，孙中山的军事顾问佐佐木曾参与制订攻打陈炯明的作战计划，在此期间借机偷走我国两广1：10万的200多幅军用地图，因此受到日本参谋部次长武藤信义的嘉奖。还有冈村宁次，早在日本陆军大学当教官时，就被军阀孙传芳请到中国当军事顾问，孙传芳请他作对付北伐军的作战计划，他一口答应。直到作战计划完成，被他拿走的1：5万的全套华中地图都没有还回去，而是偷偷带回日本，他把地图交给了日本参谋本部，获得了巨额赏金。时任日军第六方面军参谋长、后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宫崎周一曾说：“由武汉作战和中国大陆的各次作战都多亏有这套1：5万的地图。”

当年八路军北上抗日没有山西的军用地图，总部向阎锡山要过几次都没给，总部唯一的一份山西军用地图，还是八路军打伏击从日军手里缴获的。

到1945年无条件投降之前，日本还在不停地对我国地形进行盗测。到了今天，外国势力对中国国土安全的违法行为一直未停止：中国在2005年驱逐了两名进行非法精确勘测活动的日本间谍；2006年日本间谍大林成行等人在新疆和田非法测绘案告破；2007年3月日本爱信艾达株式会社擅自派人在上海从事导航软件检测活动；2009年7月日本间谍三宅省吾涉嫌非法采集中国地理信息数据被查处；2010年1月一名日本间谍携带手持GPS接收机在新疆塔城地区进行测绘活动被抓获；2010年4名日本人因在石家庄附近的一处军事基地从事间谍活动被捕；2014年9月中方抓获一名企图勘测地形的日本间谍，根据这名日本间谍行进路线推测，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测绘巡航导弹路线图，寻找雷达的盲区，给日后进攻中国提供保障。2007年3月、2009年8月，日本人员佐藤正光、水上和则未经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先后两次分别以考古、学术交流为名，携带高精度手持卫星定位仪到江西省多地进行非法测绘活动，采集坐标点位数据中涉及2个绝密级、4个机密级、1个秘密级，相关数据一旦外泄，将对我国土和军事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相关人员被江西省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审查。

如果说武器弹药和药品属于重要的军事物资的话，那么精确的军用地图则属于天花板级，其重要性无法形容。打仗没有地图，就像是蒙着两只眼睛与人打架。主力红军撤离后，留给李贺的地图就是当时手绘的简易地图，当然是错漏百出，但也是聊胜于无。

李贺和袁海对地图已经入迷了。“贺总你看这张地图，我们前几天路过的山神庙都有，真是太精确了，好像我们又多了两个眼睛！”

“两位首长，这张地图必须由专人保管，绝不能让它落入敌人手里。”他俩点了点头。

“两位首长，明天我们将在这里阻击敌人，有两个团的装备，你们要不要？”刘钧指着地图上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