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死了，自然没有流民，也不会有叛贼。

达素的方案听着残忍，却是应对当下危局最好的策略，且这一策略已经被清军反复实践过。

想要不重蹈前明覆灭教训，唯有将汉人大量消灭。

清军入关以来大小屠城上百座，屠汉民数千万，根本原因不在于汉民反抗激烈，而在于清廷无粮赈济，也无力解决明朝遗留的土地兼并问题，更无力控制人口数量是他们上千倍的汉人。

早在关外时期满洲高层就有不成文的统一认知，即汉人越少越便于统治。

由此才有了天命时期对辽东三百万汉人的屠戮。

皇太极时期纠正了这一错误政策，并意识到没有人口支撑清朝根本无力同明朝对抗，故几次出兵入关掳掠上百万汉人青壮为八旗充当奴隶，从而将八旗从繁琐的生产中“解放”出来成为真正的军队。

多尔衮率军入关后清军再次开始大规模屠戮汉人，原因是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洲高层意识到以他们的能力无法收拾明朝烂摊子，且当时南方明军反抗激烈，谁也无法保证清朝一定会坐稳关内江山，因而与其费心费力解决明朝留下的若干问题，将有限的资源用在治理汉人上，不如采取一刀切的措施——杀。

由此开始大规模屠城，一直到顺治十二年以后才稍稍收敛，及至永历被杀清廷才正式杜绝屠城行为，转而以中国之主自居，“用心”治理中国。

当时领军在西南的贝勒尚善就是因为纵兵屠城被降爵为贝子，成了目前为止唯一一个因为屠城而被清廷处罚的重臣。

长达十年的大规模屠城最大程度的削减了汉人数量，大大减轻了清军压力，同时因为人口的锐减导致清廷可以对土地资源进行二次分配，确保有了土地的汉人不会再成为流民威胁大清统治，也可以安份的为大清提供赋税钱粮。

某种程度上，大规模屠城的确巩固了清朝统治，也为清朝赢得了活下来的汉人之心。

只是，汉人数量如今锐减到了一个极其可怕的数据。

顺治十七年清廷做了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户部数据是各省丁口1980万人。

清制男子十六至六十岁称丁，妇女称口，合称丁口。

如此算上未满十六、年满六十的老人小孩，以及隐户逃民，现清廷控制下人口总数不会超过3000万。

这个人口数量显然极少，很多省份甚至是大片无人区，若非湖广战局反复，明朝余孽死灰复燃，出于统治需要，达素是不可能提出灭杀江北鄂民以防为叛军所用这一残忍手段的。

当然，达素不可能一到湖北就大开杀戒，其意收复一二被叛军占领的城池后即行屠城，以为震慑。

效果若好，自是可以缓杀。

效果若不好，那真就大兵每至一处必行屠城了。

为了确保叛军不会渡江四掠，达素给鳌拜提了唯一要求，就是要吸取杰书兵败教训，务必要从下游调遣得力水师歼灭明军水师，取得长江控制权，从而将叛军彻底封死在荆州、汉阳一带。

另外达素希望鳌拜能够启用一批当年因为厦门之战被朝廷革职的满洲将校，原因是这些将校虽然不少人年纪大了，但战场经验丰富，都是栋梁之材。

鳌拜一一答应，对达素要行屠城的方案也是默认，对他而言一两百万汉人性命不算什么，要紧的是赶紧平定湖北明军，否则不光是其名声威望受损，光是每年投在湖北的千万两军饷也会拖垮国库。

回去后即让人拟旨授达素为征南将军，另命兵部从八旗抽调12個牛录计3000人随达素南征。

次日，却是接到广东平南王尚可喜请求撤藩北归的奏折，折子中尚可喜还以次子之孝律己端慎，驳下宽厚为由，请求朝廷册封次子之孝为平南王世子。

尚可喜不是第一次请求撤藩北归，早在先帝顺治时就曾提过两次，均被先帝否决。

康熙元年以来尚可喜便没有再上过折子请求撤藩北归，这次突然上折子要撤藩北归让鳌拜感到惊讶，思来想去却是没有以小皇帝名义同意尚可喜北归，但同意其次子尚之孝为平南王世子，将来承袭尚可喜的王爵位。

原因是尚可喜之忠诚远在云南吴三桂、福建耿继茂之上，其驻藩之地广东位于两藩当中，若尚可喜撤藩北归则广东便无强藩镇守，万一吴、耿异动，广东很有可能沦陷。

有尚可喜在广东牵制，吴、耿二藩真敢造反的话也能牵制他们，为朝廷争取时间。

最重要的是鳌拜担心要是同意尚可喜撤藩北归，势必会让吴三桂感到不安，如今湖北战局对清廷不利，万一吴三桂担心朝廷将来也逼他同尚可喜一样北归，弄不好会铤而走险举旗造反。

世上哪有只撤一藩，不撤两藩的道理。

吴三桂要是现在反了，那对大清而言无疑就是雪上加霜，甚至是灭顶之灾。

所以，政治、军事层面上，都不允许尚可喜现在北归。

之所以同意尚可喜次子尚之孝为世子，却是鳌拜也厌恶那个成天在京师酗酒惹事，且口无遮拦甚是狂妄放肆的尚之信。

许是知道此事非同小可，鳌拜破天荒的让人将尚可喜的折子送到索尼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