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贵州土司暂定以抚为主，是刘升与李长文等军机大臣数次讨论后定下来的贵州治理基本方向。

之所以如此，除了因为贵州土司多、势力太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吕大器多次提到的“奢安之乱”。

就万历晚年、天启、崇祯三朝构成的明末来讲泰昌皇帝只有一个月，就不算了，大明在军事方面的忧患除了蜂起的农明军外，就是辽东建奴以及西南土司。

因为后来是建奴入关夺取了天下，所以很多人都忽略了西南土司之乱对大明造成的创伤。

这里面，奢安之乱从天启初年一直延续到崇祯初年，历时十年左右，大明先后投入了大几十万兵力，粮草等物资无数，将贵阳等地几乎打成了白地，方才将其平定。

可以说，如果没有奢安之乱，大明将多出二十万左右的兵力投往辽东，很有可能在天启朝就将建奴打压下去，不给其坐大的机会。

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大明之灭亡，根本原因在于其自身的腐朽，即便没有建奴、西南土司之乱，大概率也会灭亡在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中。

此番崋军进取贵州，虽然没有将战争扩大化，也没有持续太久，但到底也对当地民生、经济造成了一定损害。

所以，吕大器说治理贵州以安抚土司、恢复民生为主，刘升是赞同的。

不过，他同样认为这是一个推进改土归流进度的好机会——阻碍改土归流的主要便是土司势力，既然土司虚弱，如今崋军军威正盛，自该趁机加紧改土归流。

但必须掌握其中的度。

因此，待吕大器讲完刘升便直言嘱咐，“如今是推进改土归流的良机，但即便是以恩德教化为主，也需把握好度，尽量不要让贵州再起大乱。”

吕大器正是这么想的——大明的奢安之乱为何而起？不就是因为当时地方官改土归流用力过猛，让土司们产生了危机感，进而给了奢崇明这种野心之辈机会吗？

事实上，在吕大器看来，贵州这地方多险山恶水，物产多而不丰，朝廷就算改土归流也没多大收益，真没必要在这件事上浪费太多人力物力。

不过眼前这位到底是大崋开国皇帝，雄心勃勃，其既决心推进贵州改土归流之事，他作为臣子，用心去办就是了。

好在这位也知道轻重，特意嘱咐他把握好分寸，如此他到了贵州巡抚任上，施政时便没那么大的压力，可以从容为之···

吕大器退出天心殿后，刘升便离开龙椅，来到了殿内一侧大屏风上悬挂的大幅地图前。

按后世的定义，这是一幅行政地图。

上面除了有大崋眼下的控制区域，还包括周边的一些区域。

从这幅地图上可以看到，大崋如今除了南直隶、北直隶外，还有淮南、浙江、山东、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四川、贵州、广西、广东、福建，共十四个行省，以及陕南部份地区。

相较于大明鼎盛时期，缺少了辽西、辽东、蒙古草原、山西、陕西、甘肃、关西七卫大概相当于后世青海地区、乌斯藏、云南、安南以及缅甸的部分地区。

如果仅以领土面积来算，大崋如今拥有的领土，未必有大明全盛时期一半大。

不过大明不论是对蒙古草原主要是漠南蒙古，还是对安南、缅甸地区的拥有，时间都不算长。至于乌斯藏地区，更一直是名义上的统治，实际并未曾驻兵实际控制。

等到了崇祯朝，大明所控制第地区，也就比如今的大崋多出陕西、陕西、甘肃、云南四个省而已。

此时看着地图，刘升所想的，便是大崋下一步打哪里。

清虏那边，刘升暂时没准备动手。

根据讯风卫的情报，自皇太极死后，福临继位，实际是由多尔衮、豪格等四位辅政王掌控清国军政事务。

四位辅政王中的代善、济尔哈朗且不谈，多尔衮跟豪格肯定是不对付的。毕竟福临继位，便是他们两个争夺皇位无果的折中之策。

因此，如今两人必然在进行颇为激烈的派系斗争。

刘升担心崋军攻过去，反而会让两人将内部斗争放一边，齐心对抗崋军。

所以，他最希望的是清虏能够发生内乱，大崋在清虏实力刚刚削弱还未恢复时发兵收取辽地。

即便清虏没有出现内乱，大崋也可以趁一方刚刚胜出、尚未稳定掌握全部权力时出兵。

另外，相较于清虏，刘升反而对大顺更加警惕一些。

大顺虽然是以农民军为底色，李自成又不像一个能成事的，但其队伍到底是经过十余年战斗磨砺出来的，又同为汉家势力，潜力其实要比清虏更大。

另外，这一两年河南、山东、湖北等地区依旧连年遭灾，陕西、甘肃、山西这三地的天灾反倒是少了，虽然跟“风调雨顺”仍搭不上边，但到底给了百姓喘息之机。

另外，李自成看着顺军被压制在这三省之地动弹不得，也开始重视起民生来，发布了不少恢复民生的政策。

要说顺军就此能昔日西夏那样，割据西北，那是绝不可能的。

但刘升还是不希望给顺军纠错、成长的机会。

所以，明年春耕之后若大崋再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