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能力。
进入绍隆十年之后，一支支经过加强之后的义军队伍及山营，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将潼关以及敌军在黄河北岸所占据的几座门户城池孤立起来。
与此同时，河洛及颍水、蔡河及涡水、泗水沿岸的屯垦工作一直都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一方面是恢复这些地区的农耕生产，恢复颍水、蔡河、涡水、泗水的通航及城塞建设，一方面将高达两百六十万的民众，主要以屯辎兵的形式重新进行组织。
一直以来，司空府（行营、制置使司）能在汝蔡及南阳、荆北等地较为彻底的推行新政，主要是汝蔡等地士绅宗族主导的传统社会结构被战争摧毁。
包括荆北地区也是被洞荆联军犁庭扫穴般梳理过一遍，桐柏山里更是最早就被匪乱清理过一遍。
南阳、襄阳虽说没有直接经历战乱，但十数年来除了始终摆脱不了唇亡齿寒的危机外，徐怀执掌数万精锐驻扎一侧，也是当地无法形成抵抗新政的反抗势力的关键原因。
士绅宗族大规模从南阳、襄阳等地逃亡，一度在建邺等地形成一股反对新政的势力，但在逃京事变后，也被徐怀无情的清洗了一波。除了晋庄臣父子等一批人被处以极刑外，还有数千与晋家有牵连的南阳士绅及家小被流充到吐蕃高地。
后续司空府在寿濠光州等地完全以乡司执掌地方、推行新政，主要也是这些地区被战乱摧残得更为彻底。
然而在江东、浙东、荆北、江西等地，徐怀却不得不采取更为温和，甚至可以说是妥协的手段，仅仅对士绅宗族私占的田地进行清理，推动有限程度的限佃限息运动，以此缓解底层的矛盾、增加地方税源，储备一部分官田，却并没有直接去触碰最底层的治理结构。
这里面除了广泛设立乡司（巡检司）缺乏足够多的合格乡吏去填充外，更主要还是在这些地方没有经受战争的摧残，传统的社会治理结构相对稳固。
这个稳固，不仅仅是士绅宗族势力在基层社会异常顽固强大、根基深厚，不仅仅传统的宗族家长制观念千百年来早就根植于人心，更为重要的是底层民众，特别是相对富庶的江淮、荆湖佃农阶层，只要愿意付出辛勤、夜以继日的劳作，还是能勉强挣扎着存活得下去，又习惯于对宗族的依附，没有去推翻或直接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意愿。
这个意愿不要说很强了，甚至连萌芽都有些难。
地痞无赖对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意愿倒是很强，但司空府也不可能真的利用一大批地痞无赖去治理广阔而复杂的乡村社会。
目前司空府加强对诸路轮戍州府武吏的培养，前期的目标也是为了真正掌握诸路兵马都部署司及诸州府兵马都监司，短时间内没有想着去动这些地方的基层治理结构。
然而在新收复地区重建社会治理结构，司空府却完全没有这层顾忌。
二百六十万民众，在河洛郑汴陈颍等地收复之前，绝大部分人都是作为驱口承受堪称惨烈的盘剥与奴役，他们饱受战争带来的苦楚，此时参与屯垦、融入新体系的积极性非常高，也从心底认可司空府对地方的统辖与治理。
汉军战俘及家小，必须接受改造，没有被血腥清洗就已经谢天谢地。
原先这些地方的士绅乡族，要么早已逃亡，而那些为了保存家业选择投降赤扈人的士绅乡族，陆续成为赤扈或降附汉军治理地方的代理人，就注定是司空府清洗、镇压的对象。
当然也有一部分士绅乡族参加了抵抗义军，又或者南下逃亡的士绅乡族，有一批人加入楚山（京襄），但这些人要么自身比较开明，胸怀家国，要么这些年已经彻底接受了改造，接受了新政思维。
因此徐怀可以在河洛、郑汴、陈颍等地，从基层社会治理层次，彻彻底底的当成推行新政的实验田去操作。
绍隆七年斩获颍州大捷，就率先在颍水北岸推动屯寨建设，绍隆八年冬收复河洛、郑汴徐宋等地，新的屯寨建设就进一步推广到整个洛阳府、陕州以及涡水、泗水、蔡河沿岸。
当然了，岳海楼、曹师雄等叛将盘踞河洛、京西，推行军户制，在过去十年时间里客观上也极大推动了这些地区农耕生产的恢复。
司空府当然是毫不客气的将这些成果都接受过来，后续工作的重点，其实是各种生产关系的调整、安排以及新的建设项目的上马。
迄止到绍隆十年，司空府直辖的官田新增超过两千万亩，新增官田里，新开垦的部分占比极少，更多是对降附汉军军户占用耕地的直接征没，最主要的工作是田地丈量、定税等，将耕种承包权分配到户，以及各种田税、佃租的核定。
郑汴许陈等地当作驱口被奴役的民户，虽说基本还继续耕作原有的田地，但此前除了各项苦役劳作外，辛苦耕作一年所得，差不多要有七八成的收成会被种种名目盘剥掉，现在即便还要承担田税、佃租，但留在手里的收成比例，却直接翻了一倍。
这是最显而易见的好处。
当然了，司空府每年从新收复区域所能征收的田税、佃租，也高达上千万贯之多——没有数以万计、十数万计的士绅乡族居中盘剥，这么多人丁，哪怕从事简单的耕种，所能承担的税赋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