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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操作，让土地吸水储存能力大幅提升，从而小麦能够广泛种植。

有了这种农业技术变化，到了中唐时期，唐代宗李豫开启了中国史上第一次收"麦税"。小麦终于获得了被征税资格，这表示它不是杂稼了，与粟上升到了同样的主粮地位。

至于小麦超越粟的地位，还要等到宋朝时期。

由这段小麦的发展史，能看到外来的农作物在中国生根发展需要漫长的时间。

再回头看十六世纪传入大明的美洲高产作物"三兄弟"，它们在明朝的境遇各有不同。总结-下，三者之中以番薯种植最多，玉米次之，土豆最末。

即便是种的最多的番薯，也限于闽粤之地。万历末年的《泉州府志》记载“贫者赖以充饥”。至于其他地区，如江苏有徐光启在万历晚年引种，但效果并不好。

其余地方或有零星记录，都是当做新奇食物瞧个热闹。北方就更少了，因为当时没能解决番薯种植的越冬问题。

番薯有大优点，耐旱、耐涝、抗病虫害，但是它喜温怕冷。当小冰期来临，北方想种植番薯着重解决此困难。

这个问题难解决吗？

我相信中华民族的种田本事，事实证明如此。

乾隆十一年前后，山东德州的农民解决了番薯越冬难题，让北方得以大面积种植番薯。这时距离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之死，过去了一百零二年，尚未跳出小冰河期的冷期气候，也没有出现跨时代的科学技术飞跃。

换言之，假如明朝早些重视番著，百分之九十九是能解决越冬问题。当天灾来临时，多了一份保命的口粮。

遗憾是番薯、玉米、土豆，三者在明朝传入中国，可它们被大面积推广种植都要等清朝年间。

外来农作物的本地化推广，固然客观上受到自然条件与技术水平的束缚，但先要问一问主观上足够努力去克服困难了吗？

明朝没做到。

番薯在闽粤种植后，不是没人看到它的高产优点。

万历年间，何乔远写的《闽

书》，卷一百五十赞美"番著"。

说它"不需天泽，不冀人工，能守困者也；不争肥壤，能守让者也；无根而生，久不枯萎，能守气者也”等等。

他也曾参政，首创了宗室入仕之法，试解决明朝后期严重的宗室问题。

明后期宗室数量庞大。其中或是兼并土地肥得流油，或因无法科举做官又不得经商的祖训而凄惨度日。

何乔远敢于触碰这种肩疾，他的下场却是得罪肃王之子，只因奏牍不恭之罪就被贬去了广西。

万历年间已经进入明朝灾荒期，对于一位在朝廷有名有姓官员写的高产作物文章，当时又引起了多少重视？

答案是没多少。

无独有偶，错失的机会不只一次。

引进番薯的途径之一，是福建商人陈振龙与陈经纶父子从吕宋得到番薯藤带回大明。上书福建巡司金学曾，请其在省内推广试种。

陈经纶在种植甘著时，又发现了一种灭蝗虫的方法。

他发现鹭鸟会吃蝗虫，但不易人工饲养，就用家养的鸭子来代替，这就有了养鸭除蝗。写成了《治蝗笔记》，详细记录甘薯田养鸭治虫。

明廷有重视过吗？鸭子治理蝗灾需要慢功夫。崇祯年间蝗灾肆意，倘若提前布局又会如何？

又一次，到了清朝乾隆年间才发挥其功效。

陈家后人陈九振在芜湖做官，将祖辈传下来的养鸭蝗术推广出去，后来在清朝书籍中常见此法。

比如《治蝗全法》就收录此术，且记载使用效果。"咸丰七年四月，无锡军嶂山，山上之辅，亦一鸭七八百捕，顷刻即尽。”

回望大明，高产作物、灭蝗方法都送到了眼前，为什么硬生生错过？！

或许，有一件事能给出我们答案。

万历年间发生过一起水稻事件。

徐贞明上书皇帝，希望在北方试种水稻，他有了让水稻在北方增大产量的方法。

这样做好处多多。能减少漕运送粮的途中损耗，更能增加北方百姓的粮食收入。

我们知道万历年间已在十七世纪全球小冰期危机之始。粮食多多的，听起来该是被采纳的良策且立刻执行。

事实确实却极为荒唐

，部分北地大臣围而攻之，极力反对北方水稻种植。因为一旦成功，北方就要分担原本部分南方的运粮任务，其赋税额度必增高。

不改变，是对当下既得利益者最好的选择。

对于大明来说，这种选择不是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