洲的城市概念相差甚远。

神洲古代城市最重要的一层身份，始终都是中央帝国朝廷在地方上的行政中心。

神洲的城市本来就在帝国的管理体系之内的，是周围农村地区的核心。

直接生搬硬套欧洲经验，完全颠覆了神洲本土的传统。

造成了非常麻烦的行政问题，在后续的上百年里面都没有真正解决，最终又事实上倒车回去了。

欧洲国家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形成了复杂而繁琐的地方自治传统。

一个封建领主得到了一份土地，通常会承诺不改变地方的传统和法律，只是要求当地向他交税就行了。

大领主的大部分土地都处于某种自治状态。

领主相当于在很多个小区有房子的包租公，要做的事情就是定期到各个房子里面去收租。

甚至可以不上门去收，让对方主动送过来都行。

因为不需要掌控和处理地方上的具体事务，所以这种大领主可以管理非常多的下级机构。

直接挂在领主丶国王下的下级机构，就算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也没问题，做好记录定期去收对应地方的税就行了。

但是神洲帝国是中央集权国家，权力传递是自上而下的。

每一个省府州县都是中央朝廷的延伸机构，每一个延伸机构都需要上级的授权，多个延伸机构之间的合作都需要上级协调。

根据后世的实际管理经验，一个上级机构能够直接管理的下级机构数量，是有一个大致极限的。

效率最高的是五到六个，能保持比较高效率的数字是十个，超过三十个之后就很难管了，超过五十个就就可能出现混乱了。

将神洲地区的府城建成区单独设立城市，将其他普通农业县区全部交给省。

省要直接管理的县的数量，就会达到几十甚至上百个，再加上独立出来的那些城市，省的下属机构基本都有一百多个。

这种情况下省根本管不过来，各个部门的官员都不知道下属都有谁。

管不过来的时候，就不得不设置都察区丶专员专区丶地区办事处之类的派出机构，专门负责管理某几个县区的事务。

这些派出机构需要有办公的驻地，而交通最为方便，最适合当驻地的地方，恰好就是独立出去的「城市」。

毕竟城市本来就是当前地区的核心，很多都是战略要地，本来就是负责管理这一片区域的。

所以后来很多行政专员的驻地机构，就又放在了已经独立出去的城市里面了。

这就相当于管理县域乡村的机构，与管理城市地区的机构，都放在了同一个城市之中。

那为了提高行政效率，乾脆省略一套重复的机构，让这些城市负责代管外面的县城不就行了吗？

看上去是可行的，于是地级市就诞生了。

地级市的职能和规模都非常的接近于府，但却并不是从当初的府直接传承下来的。

地级市的直接起源，是建国后的专区和地区。

专区来源于民国的行政督察区，行政督察专区是民民国废府存道的结果。

道来源于是明清的分守道，分守道介于省和府之间，最初属于省的派出机构，只不过后期逐步实体化了。

一个道通常由几个府组成，规模类似后来的重庆市。

民国的本意，是想改四级行政区划为两级，废掉省和府，只保留道和县。

实际行动中发现不现实，所以保留了省。

选择道而不是府，可能是因为府的称呼带有一定封建传统意味，革命时代就优先整体革除了。

所以地级市是府用道的尸体还魂了。

既然是借尸还魂，那就跟原版是有区别的，或者说是有某种问题的。

比如说「市辖区」，看上去与府的附郭县非常类似，但概念是在城市状态下形成的，是由市直接管辖的地方。

县的概念也已经变了，是不归城市直接管理的乡村，在法律上不是隶属于地级市下级机构，所以县是地级市「代管」的。

既然一个是直管，一个是代管，那就形成了区别，自然也形成了差异。

县是地级市的小弟，小弟本身没有什麽问题的时候，地级市不能插手，也不会在资源上有什麽倾斜。

区是地级市的直接下属，不让他干的就不能干，让他干的就必须得去干，属于地级市统一规划和管理，也能得到资源倾斜。

有些县迫切的想要成为区，获得地级市的资源倾斜。

但也有例外的县坚定的拒绝成为区，因为他们对地级市没有认同感。

在最初的原始的「省丶府丶县」结构中，府是所有下属州丶县共同的上级机构。

关键是府不直接管理基层事务，哪怕是府城自己的城市中，也会设立附郭县来管理城市基层政务。

比如应天府的江宁县和上元县，各自管理半个应天府城和郊外的一部分地区，看上去跟现在地级市的区没有区别。

但附郭县的政治概念与区完全不同，它们性质上是「没有独立县城的县」。

他们的所有政治地位，与应天府所辖的其他的城外的郊区的县，都是明确属于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