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沧州城呆了两天时间，苏超带着他的一千特种缇骑继续南行。

他并不打算一路疾行，而是要把沿途的各大州府都看一下。

从沧州城开始，然后是济南府、大名府、开封府、淮安府、扬州府、南京、苏州府和杭州府。

然后在杭州府上船，沿着海岸线南下，继续巡查宁波府、台州府、温州府、福州府、泉州府，最后在广州府上岸，再从陆路回去扬州府。

苏超之所以定下这样的一个巡查路线，就是想要了解沿海各州府的实际情况。

同时他也要先看好开海市以后，要在哪几个地方先设立海市衙门。

苏超之所以在山东一掠而过，并不多做停留，是因为山东自成祖皇帝之后就极少遇到倭寇的侵袭。

山东、河北之所有极少遇到倭寇侵袭，一是因为永乐大帝将都城北迁到北京以后，大明的政治中心也跟着背移，朝廷在山东河北等地的防御力要远远的大于南方诸省。

二是到了嘉靖朝的时候中国已经是一个人口过亿的国家，而对面的日本，则大约两千万，这八千万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互补市场。

由中国，即江苏和浙江提供生丝、丝

绸、瓷器、蔗糖、药材、书籍以及其他工艺品。

福建提供铁器、铅（吹灰法原料）、生丝、蔗糖和瓷器等，

日本则向中国提供硫磺、铜、银、金、刀具及其他工艺品。

就是山东一线不怎么受袭击的原因，日本需要的东西，大部分在东南，而中国北方只有盐、铁器和棉花在日本具有竞争力，而这些在福建和江苏都有，

至于广东，很简单，离得远，况且别人主要做东南亚的生意，耕地又足，只有在“倭寇”们往南跑的时候，才受到波及。

然后就是运输技术了，也就是船。

嘉靖倭寇之所以在性质上一直被人诟病，是因为在整个倭乱时期，日本就没有办法制造出适合在东海海运的海船。

日本有海船，但问题是这些船只能在日本沿海以及濑户内海使用，不要说直行东海，就连过对马海峡都是一个问题。

而大明，尽管在海禁的冲击下，嘉靖时期的造船技术已经受到巨大破坏，可是，在宋元两朝的积累下，还是比日本有着不少的优势。

例如在嘉靖朝的时候，大明还能够建造四百料以上的“大船”。

正是因为经济这个先决条件，

再加上地理原因、技术因素，控制这条价值亿万两白银贸易航线的，基本为浙商和闽商。

浙商好理解，因为大部分输日商品产自江南地区，而中国到日本的最近、最有价值的航线，就是从宋代开始，从浙江宁波，到九州博多的直行航线。

而福建，则是因为硝石等东南亚商品（暹罗）输日，必须经过福建，并且铁、铅、茶、糖等，闽商是既浙商后，第二个强而有力的控制者。

同时，因为商人的自身原因，所需商品，必须从本地购买。

还有就是浙江和福建的外海有更适合倭寇和海盗生存的空间。

浙江和福建外海有大量的岛屿可以作为依托，当时浙江的舟山群岛就是倭寇的大本营，这些不可计数的外海岛屿进可洗劫内地，退可凭借这些错杂的岛屿和明朝官军周旋。

河北山东并没有这样有利条件，这些沿海省份的外海岛屿较少，很容易被针对。

而福建为什么会遭到“倭寇”的关照呢？这和当地的的特殊问题脱不了关系。

第一是不在同一纬度，商品贸易不需要同一纬度，事实上，越是人无我有，越是有利可图，便越有人进行贩

卖。

第二是没有东北风，中国帆船是硬帆纵帆船，不需要顺风，只要有风，胆子够大，就能到处航行，并且黑潮是从福建流向日本的。

第三是福建地狭人稠，土地贫瘠。

正是因为地狭人稠，土地贫瘠，才需要通过海上贸易获得资源。

中国人，尤其是汉人，是一群极其忍耐，安土重迁的民族，不到非不得已，是绝对不会想到外出谋生的。

嘉靖时期的福建，已经到了人口必须要转移的时候了，而海运、矿山、手工业则为这些剩余人口提供了难得的谋生机会。

正是因为以上原因，福建的工商业发达，民间海运和海外贸易也发达，这才是福建成为了倭寇重点照顾的地方。

对于倭寇产生的原因，苏超很清楚，他在前一世的时候就知道在十五世纪七十年代起到十六世纪间，日本处于长期混战的时代，进入各自割据的“战国时代”。

正因为战乱，日本政府对海上贸易已经失去控制权。

由于各地封建领主的残酷剥削和不断的战争，破产的农民，失职的官吏，失业的流民，战败的武士，无业的浪人，在各地领主的支持下，纷纷竞

向海外求出路。

他们在某些中国人的导引下，集中乘船到中国沿海进行掠夺。

这些人数量众多，动辄船几百艘，其破坏性之大简直无法想象。

尽管当时日本的手工业已经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得以独立发展，但尚不发达。

日本的许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