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登州城的第三天，苏超和白老虎以及戚继光的奏折和书信，连同今川优子写给嘉靖皇帝的奏折一起送去了北京城。

苏超三人的奏折都是商量着写的，每本奏折都从不同的角度写了扩大水师的必要性。

苏超更是在奏折里建议调拨一部分水师组建“大明帝国皇家海军”，而且详细的分析了组建皇家海军的重要意义。

同时苏超还在奏折里对西方几个海上大国的情形进行了分析，预估了未来十几二十年里这些西方国家会对大明造成什么样的威胁。

戚继光的奏折走的就是实打实的风格，虽然没有提出组建皇家海军的建议，但是字里行间都是在强调船坚炮利的作用，特别还列举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军舰的规模，以及西方国家的行事风格等等。

而白老虎的奏折却是没有着重提水师或者是海军之事，只是将他这段时间跟苏超在一起时看到的，听到的，以及苏超和戚继光等人的言行向皇帝表述了一遍。

尤其他还特意跟嘉靖皇帝讲了一些从海商那里听来的一些消息，比如西洋列国如今的海上力量等等。

虽然他还没有见过一个海商，但

是这并影响苏超帮他编出这么多的故事来。

同时白老虎也在奏折中向嘉靖皇帝暗示了，这海上走私是阻挡不住的，还在奏折中说了一些民间的谚语，比如：“禁越严而寇越盛，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

再例如：“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

“大荒两广、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为生者万计”。

“沿海之人，往往私下诸番贸易香货，因诱蛮夷为盗”。

“东南诸岛夷多我逃人佐寇”。

当然，这些话都是苏超帮着白老虎写的，为的就是告诉嘉靖皇帝这堵不如输，禁不如开。

要知道这大明禁海自明太祖朱元璋的时候就开始了，就算是到了嘉靖朝的时候，由于嘉靖尝试过一次开海，结果朝中众臣几乎没有不反对的。

最后双方斗争的结果下来，嘉靖不但开海没有开成，反而被逼着加强的禁海，这也就成了嘉靖朝倭寇横行的原因之一。

其实大明之所以持续了一百多年的禁海政策，这也跟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有关，这老

哥儿的目光实在是太短浅了一些。

元末明初，日本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伐。在战争中失败了的封建主，就组织武士、商人、浪人（即倭寇）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掠骚扰。

对此，洪武年间，朱元璋为防沿海军阀余党与海盗滋扰，下令实施自明朝开始的海禁政策。

早期海禁的主要对象是商业（商禁），禁止中国人赴海外经商，也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贸易（进贡除外）。

明永乐年间，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是放开的只是朝贡贸易，民间私人仍然不准出海。

而后随着倭寇之患，海禁政策愈加严格，虽起到了自我保护的作用，但大大阻碍了中外交流发展。

隆庆（这哥们儿就是嘉靖的儿子）年间明政府调整政策，允许民间赴海外通商，史称隆庆开关。

海禁的解除为中外贸易与交流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传统中国的海外贸易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由王朝政府经营的朝贡贸易，一种是由民间私人经营的私人海外贸易。

朝贡贸易是指海外国家派遣使团到中国朝见王朝皇帝，“进贡”方物，中国王

朝则予以官方接待，并根据“怀柔荒远”、“薄来厚往”的原则，回赠进贡国以“赏赐”。

“赏赐”物品的总价值大于“进贡”物品总价值的数倍甚至数十倍。

“进贡”与“赏赐”之间有着物品交换关系，体现着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更体现着国家间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服务于政治关系。

中国王朝国家多能积极经营朝贡贸易，确立有明确的政策，制定有完善的制度，设立有具体的经管部门。

由政府一手经管操办，是朝贡贸易最为显著的特点，带有明显的政治属性，不是正常的外贸形态。

明初，沿袭唐、宋、元朝制度，继续实行政府控制经管的朝贡贸易政策。

朝贡贸易导致不断赔本，以致“库藏为虚”，给明王朝带来了越来越沉重的财政负担。朱元璋认为明朝的根本在于农业，而农业的产值足以养活大明王朝。

而在朱元璋争夺天下的时候，江浙一带的海商，甚至当时居住在泉州一带的外国商团曾经协助过张士诚、方国珍等人与之争夺天下，使他对海上贸易产生了恐惧。

对于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和倭寇的猖獗，明太祖

朱元璋确立了严厉禁止的政策，估计也是怕再有海商和外国的商团鼓动人造反，推翻他的大明王朝。

明朝建立不久之后却发生了所谓胡惟庸“通倭叛国”的大案。这件大案的节点是胡惟庸暗中勾结倭寇妄图推翻明政权自立为王。

虽然后世史家对此结论多有质疑，但当时倭寇作为一种威胁明朝的外部势力却是不容小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