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于尧这么一说，苏超觉得这个机会还真的是蛮大的。

苏超一直都知道大同镇是明代漠北白莲教传播的重心，不少白莲教徒隐匿城内，择机而动。

同时大同府因北控边鄙，南辅圻甸，是拱卫京城安危的锁钥，又因大同“无山设险”，紧邻河套，易攻难守，成了北敌南寇山西的“必窥之路”。

为此，大同重兵云集，并由代藩坐镇，纲维重地。

在明代中期各边军饷欠缺的风潮下，大同府亦未能幸免，军饷一度“经年未支”。

地方有司为防激变，左支右吾，极力协补，但是终究因为数额过于庞大，致使大同深陷艰难窘迫之境。

而大同守将又罔视危况，抚驭失宜，驱众严苛，修堡筑边之役休番无期，军心益加怨怼，终酿成了嘉靖三年与嘉靖十二年的两次大规模兵变。

迭遭外患与内变的大同，城垣失修，城防大坏，不少地段仅存下城防的大概形状，毫无守御功能。

苏超知道身处大同城内的代府宗室，既不能幸免鞑靼抄掠之苦与兵变骚扰之累，更是深陷宗粮无着之困中。

从明成祖开始，为消弭宗室称兵谋逆之患，朝廷对宗室

实行“藩禁”政策。

宗室在“藩禁”政策的禁锢下沦为坐食宗禄的寄生群体。

宗室禄粮仰给于有司，就食于附近州县。

各府宗室为多求禄米，莫不广纳妾滕，广生子嗣，以至于宗室人口急剧膨胀，宗禄支出扶摇直上。

至嘉靖年间更是发展到了“天下岁供京师米四百万石，而各处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宗室禄米数额倍于国课之数的地步。

地方无力供给，困于无措，宗禄积欠日甚一日。

北疆各府宗室因分封较早，人口繁众，封地又皆为民少赋薄之处，加之常年战乱而经济凋敝，宗室缺粮的局面较之内陆，更为严重。

朝野上下改革宗藩制度之议虽不绝于耳，但当政者或囿于祖训，或慑于宗室谋逆之忧，抱定“藩禁”政策不放松，“严之为禁，略无变通”，坐视困境而无以为策。

沿边各府中，又以代府宗室的处境最为堪忧。

大同各州县地土瘠狭，筹集禄粮已是力不从心，又因军饷浩繁，左支右吾，已极艰窘，伴随着宗室人口的激增，加上宗室的禄米倍增，宗室的日子是日益困顿，过得一天不如一天。

而边防又是大

坏，大同惨遭鞑靼野蛮蹂躏，可以说是邑无完雉，堡尽血烧，社会生产遭到沉重破坏。

特别是两次兵变中，宗室们备受叛军逼迫，多有避患出城潜匿民间，颠沛流离。

一连串的打击过后，大同经济雪上加霜，满目疮痍，宗室箪瓢屡空，无以为生，苦不堪言。

当然，这其中还有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在推涛作浪，便是漠北的白莲教势力。

终明一代，明朝政府与白莲教势力始终处于对抗状态，白莲教势力为反抗明朝，频频勾结鞑靼，骚扰边陲。

因此基于这样的先天条件之下，苏超觉得于尧的计策还真的是有可行之处。

只是这个计策对他而言也是一个极为冒险的行为，因为这件事不可能跟嘉靖皇帝如实奏报，必须要自己私下里谋划才行。

要是让嘉靖皇帝知道自己鼓动宗室造反，即使是为了清剿白莲教才这个干的，那自己也一定会被皇帝砍了脑袋。

“这事儿可以谋划，但是必须要保密才行。”苏超站起身来，背着手在房间里转悠了几步，看着于尧说道：“这事儿不管成与不成，只要被皇帝知道了，你我就算是把白莲教的人都

杀干净了，也不免要被皇帝砍了脑袋。

因此你要是谋划此事的话，千万不能泄露了你的身份，甚至你不能亲自参与到造反之中，这样将来我才能保证你不会受到牵连。

怎么样？你有没有把握不把自己牵扯进去？”

程疯子听着苏超和于尧的计划，就觉得这两个人都是疯子，比他这个程疯子还要疯狂了，为了清剿白莲教立功，居然想到鼓动宗室造反。

他直愣愣的看着苏超和于尧，心中想到：“四弟且罢了，他是有胆有识之人，敢做这样的事情很正常。

但是这个白莲教的家伙居然也有这样的胆魄，我倒是小瞧他了，看来这个家伙还真的是怕疼不怕死啊。”

虽然程疯子觉得苏超和于尧两个人都很疯狂，很胆大妄为，但是他也不打算阻拦苏超。

在他看来，苏超跟于尧在谋划这个计划的时候没有瞒着自己，这是对自己极大的信任，相信自己这个义兄不会对他们不利。

因此他便觉得既然自己的兄弟这么信任自己，自己没有理由不跟苏超一起承担这个风险，不然就不配当苏超的大哥了。

见苏超很关心自己的安危，于尧心里就是一

热，忙说道：“这个不难，卑职不会出面鼓动那些宗室造反，卑职只要鼓动李章就可以了。

然后由李章出面去鼓动那些宗室之人，这样卑职就不会被牵连其中了。

只要卑职不说，没有人知道这鼓动宗室造反的事情是出自卑职之手。”

苏超点了点头，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