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左”倾路线错误影响，共产党的组织与白区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党在上海的领导机关中央局、JS省委都被国民党发现。在极端困难情况下，坚持地下斗争的上海地下党受到很大损失，1933年，共产党员王范、李乐平等先后被捕，余下的许多党员同组织中断了联系。这时，红军在长征途中，也无法了解和领导上海的党组织。　　1935年后，上海的抗日救亡活动很活跃，宋庆龄、何香凝、“七君子”等各界都组织了救国会，有文化界、工商界，也有妇女界的，各阶层都有。一些暂时失去联系的党员，便通过参加这些救国会的活动，进而找到了党的关系。但是，这时上海的地下党组织还是分散的，各不统一的。　　1936年春，JS省委委员、农代会书记盛亮，上海地下党区高官李孝明的相继叛变给JS省委和上海地下党组织带来了毁灭性打击。　　现在摆在王尧山面前有三个问题：第一：多数党组织遭到破坏，许多人对革命失去了信心；第二：上海地下党组织各自为战，没有统一的领导；第三：没有强有力的领导，特别是缺乏大城市地下斗争经验的领导人。　　当王尧山为革命前途奔波着，盛亮、李孝明和吕静仪被接到了南京，受到了国民党各界人士的欢迎，他们成为了英雄，受到了嘉奖。　　本着“重用叛徒，扩大自首潮流，以毒攻毒”的原则，盛亮和李孝明加入了中统，盛亮甚至还成为了党务调查三科主任副科长。　　这个消息是李孝明叛变一个月后，鲁修在报纸上看到的。　　当看到自己的老师，自己崇拜的偶像这么快就成为了叛徒，出卖同志，抛弃信仰，鲁修也是三观尽碎，一地鸡毛。　　鲁修一如既往的在苏州河仓库里记着账，每天和他接触的人并不多，也没有人过多关心他的存在，虽然刚开始朱学范关注过一段时间，后来也没有消息了。　　此时，虽然中日关系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但上海滩三大亨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和日本人还存在着贸易关系，只是杜月笙辈分小，外加杜月笙对鸦片这类祸害中国人的东西他是绝对不碰的，所以在和日本人的交往中占的比例最小。杜月笙想要更多的份额，一是自己需要；二是国民政府里面有人希望他和日本人有接触。基于此，杜月笙想要在日租界找个白手套，便于自己单独和日本人做买卖。　　“墨林，你觉得找谁比较合适？”，杜月笙想了几天都没有合适的人选，所以想问问管家万墨林。　　“老板，我有一个人不知道可不可以。”。　　“说来听听。”　　“沈清源。”　　“沈清源。”，杜月笙看了一眼万墨林。　　“一是出生，不管怎么说好歹是出自书香门第、商贾之家；二是留学日本；三是天性木讷，比较好控制。”，万墨林说出了三个理由。　　“我再考虑考虑。”，杜月笙没有直接回答。　　不过第二天一早，杜月笙就把万墨林喊到了书房里，两个人聊了很久后万墨林才从书房里出来。　　一个星期后，上海公共租界的一所小洋房里迎来了他的主人，上海中日运通贸易公司老板沈清源沈公子。　　上海中日运通贸易公司开业那天，上海滩三大亨悉数到场，黑白两道也都给足了面子，其中不乏有日本人到场。　　此时的日本人在工部局的说话份量不够，基于想在上海滩找到突破口，有青帮背景的沈清源就成为了他们的目标。　　与此同时，中共地下党代表桂老板来到了左翼作家鲁迅先生家里和王尧山接上了头。　　“辛苦了。”　　“辛苦了。”　　桂老板和王尧山聊了一个晚上，王尧山把上海地下党的情况详细介绍给桂老板。　　“这段时间，您辛苦了。能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维持好基本力量不容易啊。”，桂老板肯定了王尧山的工作。　　但上海地下党已经基本损失殆尽，同志之间既失去联系，又相互不信任。　　上海地下党的重新建立看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身在南京的李孝明度过了惶惶不安的日子，和吕静仪住在中统安排的两层小楼里，他的恩师和领路人盛亮成为了他唯一的依靠，吕静仪的病渐渐好了起来，脑子也恢复了正常，不像之前那样时好时坏疯疯癫癫。　　吕静仪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接受李孝明叛变的事情，自己从一名地下党员成为了叛徒。　　“整天提心吊胆的，还不如现在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李孝明这样安慰着吕静仪。　　吕静仪现在已经是李孝明的人了，她最早想着要回去，可怎么回去，回去以后能说的清楚吗？在内外环境压力之下，吕静仪接受了现状，本本分分的在国民政府妇女团体中谋了个闲职。　　最近有个李记者的人拿着杜老板的名帖来找鲁修。　　“李大记者，请坐。”，鲁修让人给这位叫李家成的记者上了茶。　　“不知李记者找沈某有何事？”，鲁修抬头看了看李家成。　　“早年与杜先生有一面之缘，今日落魄想找份生计，刚好手上有档买卖，但苦无本钱商路，只好推荐给杜先生，得杜先生首肯，前来和沈先生洽谈。”，说话间，李家成拿出了杜月笙的名帖。　　“既然是杜先生介绍的，那李先生不妨直说。”　　“有笔和日本人的生意，不知道您沈先生做不做。”。　　“生意有啥做不做的，谁的生意不是生意，再说我们就是做日本人生意的。不过您应该知道杜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