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息事态。　　不料百姓见了董嗣成退让之态，以为有利可图，竟开始争相恶讼，数月之内，董氏家产损失一半有余，且逐渐波及当地的其他缙绅豪族。。　　其中受牵连最严重的是同乡的范应期，范应期是嘉靖四十四年状元，致仕归乡后，与乡里人少有往来，虽然财富不如董份多，但乡里人拿他俩一对比，对范应期仇怨更深，一时间起诉范氏者有千人之众。　　右副都御史浙江巡抚王汝训，与巡按御史彭应参激于义愤，便令乌程知县张应望将范应期拘捕，以致范应期不堪其辱，在狱中自缢而死。　　范应期之妻吴氏赴京诉冤，神宗皇帝闻之大怒，将知县张应望谪戍烟瘴之地，王汝训、彭应参等俱削籍为民，连举荐王汝训、彭应参的吏部尚书孙丕扬和都御史衷贞吉也受了牵连。　　此案波及甚广，所涉大小衙门无敢过问，而百姓告状不止，大有酿成更大民变的危险，在此情形之下，苏州府推官袁可立临危受命，独自去湖州审理这一棘手大案。　　在通过调查之后，袁可立得出的结论是，董、范两家的田产多以抵债、低价收购或是接受投献而来，属于合法资产。　　当时，董、范两家也势不让人，要求官府严惩所有参与打砸抢的人，袁可立顶住压力，左右周旋，竭力保护弱势一方，除了将少数为首的施暴者绳之以法之外，其余上诉百姓均以民事案件分发到各县衙门从轻发落。　　最终经过退还，董、范两家田产所剩已十不及其三，而贫民获益颇多。　　朱由校见魏忠贤还要争辩，又接着道，“《大学》中云，‘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　　“‘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呢，家里有四匹马的马车的官员，就不应养鸡与猪以牟利了；有资格在祭祀时使用冰块的贵族家，就不要再畜养牛羊了；拥有一百辆兵车的贵族，就不应该豢养聚敛财富的家臣；与其有搜刮钱财的家臣，不如有盗窃钱财的家臣。”　　“国家不应把财货看成利益，而要把道义看成利益，掌管国家的官员而致力于与民争利和敛财，一定是从小人的诱惑开始的。”　　“国君也是想着要国家好起来，却使用贪财的小人去治理，一定会招来各种灾难与祸患，到时候纵有贤能之臣也没有办法了，国家不要把财货看成利益，而应将道义看成利益。”　　“那这道义二字该如何解释，总是朕说了算，你又何必杞人忧天呢？”　　朱由校折过身来，迈步走到依旧跪伏在地的王体乾跟前，用足尖点了点那封奏疏，“你若是非得不依不饶下去，朕就只能将这封奏疏公之于众，将李实革职拿问了。”　　“这‘空印’一节，素来是可大可小，既然你说此事皆因黄尊素而起，那么不妨便看看，如今这朝中，究竟有没有郑士利为你辩白？”　　郑士利乃洪武年间生人，因上书明太祖朱元璋解释空印案而获罪。　　“空印案”案发后，就在同一年，天空中出现了“五星紊度，日月相刑“的异常天象，朱元璋便下诏求谏，言称但凡能切中当时时局利弊者，均加官进爵。　　郑士利的长兄郑士原，曾任河南怀庆府同知，因空印文书上的署名被牵连入狱。　　因此郑士利在案发之初就想上疏，但为了避免受人怀疑是为救其兄，所以一直等到郑士原出狱之后才敢上疏，就是为了替留在狱中的死囚申辩。　　郑士利在疏中为明太祖详细解释了空印的实情，并认为由于明初并没有针对“空印”的法条，故而不知罪者不应得诛。　　然而，郑士利的上疏并没有让朱元璋打消诛杀官员的念头，反而激怒了他，最终，涉及“空印案”的官员无一幸免，连郑士利本人也被定罪流放。　　朱由校此时提及郑士利，自是为了给魏忠贤施压。　　在“空印案”之前，胡惟庸与蓝玉谋逆的两大案，就已经株连了四万多人，后来发生的“郭桓案”，也诛杀了数万人。　　在洪武朝如此高压的政治环境下，都有一个郑士利出来仗义执言，倘或换到天启朝，定会有许多人借着李实下狱的势头，趁机为东林党翻案。　　魏忠贤闻言，倏然一惊，他方才情急之下承认了李实诬奏的始末原委，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左膀右臂。　　他深知搞政治斗争的精髓，就在于一击必中。　　倘或李实的这一封奏疏不能让皇帝立刻决定逮捕“东林七贤”，反而是留中不发或者下发廷议，那么最终被处置论罪的，则必将是他自己的人。　　“李实并无罪过，皇爷何必拿他置气呢？”　　魏忠贤讪笑道，“总是奴婢错了心思，御下不严，皇爷要罚，那就罚奴婢罢。”　　启明见状，立刻飞到朱由校身侧煽风点火道，「嗳呀！这不就是宿主你立威的好时候吗？依我说，干脆就将司礼监的这些人都拖出去打一顿板子好啦！这样他们就不敢再对‘东林七贤’动什么歪心思了。」　　朱由校却摇了摇头，淡淡地反问道，“你有什么可罚的？要罚你俸禄呢，你也瞧不上那几两碎银，要罚你板子呢，客奶见了又心疼，倒显得朕不通人情了。”　　“还是算了罢，忠贤啊，罚就不必了，只要你别再无事生非，去找‘东林七贤’的麻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