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

说白了，就是警方用手中掌握的巨大的社会资源击溃嫌疑人心中那个最薄弱的那个点的过程。

先不说那时候，就说现在。

审讯的时候，嫌疑人身后就有一个巨大的电子钟，上面不仅有时间，甚至还有温度，湿度，之后全程监控录像，警方根本没有办法上“手段”，更不要说以后还有监所检察官，还有辩护律师，都对警方的审讯有非常明确的监督权。

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一些人命案子，为什么嫌疑人还会招供，甚至招供凶器在哪里这种问题，他们不知道说了就死吗？他们知道。他们傻了吗？不是傻了，严谨点说，是他们“崩溃”了。

柳鹏程上辈子在看守所混了好几年的副所长，他又不求上进，每天为数不多的“爱好”就是观看那些刑警和检察官的审讯视频。有些精彩的审讯，简直让他叹为观止。

所以在柳鹏程看来，万贵真的不是什么硬茬子，因为他的弱点太明显了，简直写在了他的脸上。他的弱点就是钱，就是让家人过上好日子。而警方恰好掌握着让他一文不名的社会资源。

为什么柳鹏程一再强调“我是合法的。”其实真正向万贵表达的意思是“这件事我一定会干！没有任何障碍！”

果然几个回合下来，万贵就崩溃了。而柳鹏程也知道了万贵为什么对“钱”有这么深的执念，宁可杀人，宁可把自己活成盲流，也绝对不把别人的钱还给人家。

以下是万贵的讯问笔录部分节选。

“柳警官，你挨过饿吗？那种就好象是胃里面长出了一只小手，就要从喉咙里伸出来自己找吃的，又好像是在撕扯你的胃，要是再不给吃的就把胃扯烂。

我小的时候经常有这种感觉，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爸妈的身体都不好，我也不是个能念书出息的性子，我家在村里是小姓，那个年代自己顾着自己都顾不过来，谁有余力管你一个外姓人。有几次，我觉得我就饿死算了。是我爸妈去挨家挨户磕头要了点吃的把我拉回来了。

有一次我学费死活凑不够，就在家里翻，找到了两分钱，给我乐够呛啊，可惜拿到手一看，是半截的钱，你知道那种希望之后的绝望吗？后来我和几个小伙子偷着帮人家干活，换点吃的。

我记得很清楚，第一个正经活儿是给村里的老寡妇搭猪圈，完事之后我分了半袋子高粱面，我拿回家去，让我妈给我们做了一顿饱饭，真饱啊，我到现在也没有吃过那么饱的饭。

你说曹茂田，他最讨厌，其实我都和他说了，让他回去，当没见过我，这事儿就算是完事。他不得！非得管我要钱！我为什么给他，以前我给人家结账，掏钱，就像是用一把小刀一片一片剜我的肉！金种子大厦一结账，我就想好了，这钱就是我的，我谁也不给！死都不给！

柳警官，你听清楚了，不是我要杀他，是他自己找的死路，我给过他选择，他自己要钱不要命！”

万贵开口了，所有的事情也都弄清楚了。

死在万贵车里那位，是被他残忍杀害的流浪汉。

至于他的几位“保镖”，那根本就不是保镖，是他在东大桥结识的几位拜把子兄弟，他们不是雇佣关系，是一种类似于共生的关系，那几位给他提供安全保障。万贵给他们提供吃喝，钱财。

至于被击毙那位，身上本身就有两条人命，他向沈队开枪可不是为了保护万贵，而是自己心里清楚，他被警察抓住就是死路一条。

当然，曹茂田的抛尸地点也是万贵精心选择的，因为那是他家里一个远亲的房子，他还算熟悉。

周日中午一点十六分。关于骷髅案的全部案卷，证据在山边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三个中队不眠不休的加班下，整理完毕。距离下午四点半的最后时限，还有三小时十四分。

可是，没有人把这些案卷上交，领导也没有催着案子结案。

因为他们还在等一项铁证，只有这个到位了，才能把现有所有的证据和查明案情串起来，这个案子才能成为“铁案”。

案卷已经装订好，就放在周德勇的桌子上。

下午两点五十六分，法医室电话响起。孙主任接起了电话，话筒里传来吴玲玲激动的声音：“孙老师，结果出来了，我们从灵溪市采集的二号检材，和我们从山边采集的一号检材，在遗传学上母子关系的可能性为99.776%，对上了，孙老师，对上了啊！那具白骨，就是曹茂田！我们会带着报告马上出发！”

孙主任也很激动，拿着话筒的手都微微颤抖。他可是知道，刑警大队那群小丫头，小小子们这次是真的玩命了。他对着话筒说：“我现在就向领导汇报，你俩开车千万注意安全。现在案子破了，你们的安全就是大事！”

放下电话，孙主任直接拨通了付政委的电话：“政委，刚才吴玲玲打回电话，刑大的dna检测已经确定，白骨就是曹茂田。可以结案了。”

半天听筒里都没有声音，临了才传来付政委幽幽一叹：“可以结案了，好啊。”

至于刑警大队，刑警大队都乐疯了好吗？

柳鹏程觉得自己刚刚踢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足球赛，并且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