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皇帝朱简炎在行宫住了几天，跟自己的父亲太上皇朱仲梁一起，在朱靖垣的建议的基础上，分析和讨论了后续改革的方向。

朱靖垣虽然特殊，但是朱靖垣的建议仍然只是建议，最终的决策还是要朱简炎来做。

朱靖垣很多理想化的设想，其实经常会被朱简炎和朱仲梁给压到现实方案上实行。

就比如说，朱靖垣认为，实设的九卿的品级，可以给先给从一品，也可以直接给正一品，同时建议直接给正一品。

这是朱靖垣习惯性的大方，而朱简炎和朱仲梁就习惯性的“吝啬”。

朱简炎理所当然的选择，就是初授九卿给从一品，三年后或者六年后，甚至准备到退休的时候，才会升授到正一品“荣退”。

与此同时，作为对大明的政治体系最了解的人，朱简炎和朱仲梁考虑的细节也更多。

比如说，在设立大域和分管九卿之后，如何确保本土直辖省份的实际地位高于大域？

如果九卿分管着几个朝廷的中央衙署，同时还是一个大域的对应首脑，那九卿在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会不会偏向于自己主管的大域？

如果不做针对性的调整，所谓的直辖省的事务，在分管九卿设立自后，仍然要送给对应的主管部门，然后再转到分管对应事务的九卿面前。

直辖省分需要联络的会是所有的部门，最终处理自己的事务的也是所有得九卿。

反过来看，九卿主管的这个大域的事务，则是通过大域本地确定的都护、总督、提刑官、御史六个主管分类官员，直接送到一个确定的分管九卿面前。

这种情况下，朱简炎觉得如果是九卿，就算是自己不是有心偏袒自己分管的大域，肯定也会因为对自己直接分管的大域的官员更熟悉，对事务有直接的决定权，不需要去找其他人，而理所当然的去优先处理这些事务。

这也会让分管九卿获得对应大域的“相权”。

太祖朱元章禁止设立宰相，本意是将相权并入到皇帝手中。

相权的本质，是在君主之外，官僚体系之内，另一份“通用决策权”。

决策权很重要，但是“通用”更加的重要，那是另一个官僚体系的“核心”。

官僚体系有自己的核心，就能甩开皇帝处理绝大部分事情。

朱元章将相权收入皇帝手中，将整个朝廷的通用决策权合并，全部集中于皇帝一身。

除了皇帝之外，朝廷之中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个体，在绝大部分政务上同时拥有决定权。

所有的官员，都只是某一个限定条件下的决策者，一个分管门类之内的决策者。

整个国家，整个朝廷的所有事务，最终归集的目标，都有皇帝一个人，皇帝大明唯一的核心。

在此之前，神州传统封建王朝的朝廷官僚体系之中，通常都有至少两个决策核心。

至少是有一个主要核心皇帝，一个或者多个次要核心是宰相。

朝廷少了一个主要核心，或者主要核心不负责任，其他的次要的核心运转起来，仍然能够维持这个体系的基本完整，维持这个体系的正常运转。

但是自朱元章之后，中央朝廷官僚体系的核心，只剩下了皇帝这一个主要核心。

脱离了皇帝这个核心，这个体系就直接分成几大部分，相互之间无法完成正常交互。

朝廷和官僚体系也就没办法正常运转，最起码是没办法合法的持续运转了。

朱元章用一整套的顶层构架，堵死了第二个核心出现的可能性，真正将集权进行到了极限。

自朱元章之后，在也没有出现过事实上的权臣。

哪怕皇帝完全不管事，它也是维系朝廷运转的必不可少的部分。

哪怕弄死现有的皇帝，也必须再立一个皇帝，否则整个体系仍然无法运转。

仁武朝之前的时代，出现了大学士不“票拟”，皇帝直接下旨被称为“中旨”，可能会得不到执行的情况。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旨”是现代意义上的不合法文件。

票拟本来就不是圣旨合法与否的必要条件，圣旨和皇帝的意志本来就是法律。

拒绝执行的官员实际上就是在抗旨。

那时候的大学士，相当于官僚体系的代表和领袖，他们不票拟的做法，是表示官僚体系不支持皇帝的决定。

这种情况说明皇权和文官集团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而皇帝又想要强行推动自己想干的事情。

在官僚体系和文官集团不断膨胀的情况下，官僚体系在用拒绝执行的方式对抗皇权。

不票拟就是官僚体系首领向外发出的信号，意思相当于对着所有得官员们喊话：

“大家都不准按照皇帝说的办，谁去给皇帝办事，以后有你好果子吃！”

下级官员们不执行的原因，其实是担心以后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