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官僚体系排挤，而不是说圣旨不合法。

如果皇帝有自己能够完全控制的下属，如果皇帝掌控者能够独立贯彻自己意志的执行力量，根本就不会在意圣旨有没有票拟。.

世祖皇帝掌权的过程，就是重新建立自己班底的过程，也直接打碎了所谓的票拟惯例。

作为皇帝的朱简炎，以及当过皇帝的朱仲梁，都比臣子们对相权更加的敏感。

所以意识到这个问题自后，他们很快就做出了决定。

设立中央朝廷分管九卿的同时，必须调整和明确九卿们的决策范围。

九卿仍然只能是某一个范围的决策者，并且不是最终决策者。

宗伯相当于仁武朝之前的礼部尚书，只管文化、礼仪、教育，冢宰相当于以前的吏部尚书，只管官僚体系建设，司马相当于以前的兵部尚书，只管军事预算，军事建设放在都督府。

司徒管财政和税收，司空管工业和建设，司寇主管法治建设等等。

最终大体上还是按照朱仲梁的思路，基本上按照传统的九卿的职责去做了分配。

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做了调整，例如把民政从管财政的司徒身上了下来，分给太保管。

与此同时，九卿也不能是大域的真正主官，不能具有分管的大域内的“通用决策权”。

在仁武朝之前，朱元章之后，虽然完全拿到了中央衙署的通用决策权，但是地方上的决策权还是经常会在主管官员手中统一。

巡抚和总督都是某种形式上的地方通用决策者。

是到了仁武朝自后，再次将地方的决策权也全部分开了，原本已经基本固定化的巡抚和总督，再次逐步回到了特事特派，事毕撤销的最初模式。

还在府县两级都设立了独立的司法和监督机构，不再是知府和知县独尊了。

现在也当然不可能把一个大域的通用决策权交给分管九卿。

朱简炎和朱仲梁甚至不准备给分管九卿任何大域事务的直接决策权。

九卿们的主要职务，也是正式的第一职务，被确定为被分派管辖的几个中央衙署事务。

他们会成为皇帝之下的中央朝廷的最高决策团的成员。

但不是分管大域的主官。

大域的主官，仍然是总督、都护、提刑官、御史们，当地的绝大部分常规事务，应该由他们在当地直接做出决定，降低中央朝廷出面的事务的比例。

否则降低中央衙署工作压力的目的就无法实现了。

剩余的仍然需要专门报送中央朝廷的事务中，绝大部分的常规事务仍然要按照流程交给对应的中央衙署去处理，也不能直接送给分管的九卿。

设立大域总督、都护、提刑官、御史之后，对于朝廷的各个部门而言，相当于将这个大域的几个甚至几十个省，合并成了一个更大的省。

对应部门需要联络的人员数量直接缩减了一个数量级。

大域虽然有六个主官，作为“通用决策权”掌控者的皇帝，如果要直接管理大域，当然熟悉所有大域的所有五十四个主官的情况。

但朝廷的每一个部门，都是没有通用决策权，都只负责具体的某一类型的事务。

他们实际需要联络的人员，只是每个大域六个主官中的对应的那个。

户部负责民政，只需要联络分管的都护，经常传递公文的也肯定是都护手下的文书，不需要在意总督是谁，不可能知道总督手下有几个幕僚。

兵部负责军事预算，只需要联络总督，也不需要在意都护是谁。

刑部和都察院只需要联络提刑官，也不需要理会政务和军务的事情。

对于各个部门而言，九个大域就是多了九个联络人，增长幅度完全可以接受。

反过来看，大域的主管们，也都只是分管某一摊子事情，需要联络的部门仍然只有几个。

所以大域的事务直接送给分管部门的方式不会有问题。

这些事务到了对应部门之后，其中需要九卿做决定的，才会送到对应九卿面前。

九卿也是各自分管几个部门的一摊子事情，主要经常对接只有五六个部门的尚书，最多再加上总共十几个侍郎，以及几个经常来送文件的文书人员而已。

他们同样能够相对轻松的应付下来。

最后，只有朱仲梁和朱简炎专门列举出来的，皇帝认为应当和有必要直接让皇帝知晓，需要直接交给去做决定的特殊事务，才可以通过大域分管九卿直接送到皇帝面前。

这些事务的决策权仍然留在皇帝手中，而不是交给分管的九卿们去行使。

分管大域的九卿，是皇帝与大域直接沟通的桥梁，是皇帝与大域联络的中间人。

大域的官员太多，直接找皇帝，皇帝管不过来，所以让分管九卿做中转。

最终，九卿与分管大域的直接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