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场里先是短暂的沉默：无论政治倾向如何，没有人料到文德嗣会在大会上突然说出这么一番话来。他们要么品味着其中的味道，要么陷入惊讶之中，打破沉默的是来自“受赡养元老”区域的大妈元老们。虽然她们对领导讲了什么并不感兴趣，但是下意识的在发言结束之后开始鼓掌。 先是稀稀落落的掌声，接着是国务卿马千瞩和三亚大区区长王洛宾，执委会的其他元老们，然后军队的元老们开始鼓掌：以陆海军人民委员、训练总监和总参的元老们居首，海军和陆军的青年军官俱乐部的成员们一起起立鼓掌，然后是全体陆陆军元老。萧子山注意到赵曼熊也在鼓掌：肉乎乎的巴掌不缓不急，起落的极有分寸，脸上依旧是那副温和的笑容。 随即鼓掌声愈来愈大，由小到大，从零星到齐声，最后成为全场“雷鸣般的掌声”，连那些原本打定主意不鼓掌的元老也不得不加入拍起来巴掌。 文德嗣满面微笑频频招手，缓步从主席台上走了下来，还没回到第一排他的座位前，马千瞩已经起身相迎，用力握住了他的手： “文主席你说得太好了。” “哪里哪里，”文德嗣说道，“不吐不快。” 在这小小的插曲之后，会议便进入了第一个正式议题：体制改革。 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是文德嗣，不过大家都知道他这个组长是“务虚”的，具体经办事情的实际上是三位副组长。 首先是于鄂水做了《元老院体制调研的总结报告》，调研报告本身非常厚，每个部门都有一份，全加在一起足有一人高。所以这次只是宣读相关的结论。 第二次全体大会制定下来的体制，运作到现在暴露出不少问题，元老最关心也是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元老院与执委会的关系问题。运作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和这一关系未能厘清有关。 单从政体表现来说，元老院和执委会是议会-政府之间的关系。但是穿越集团的特殊性使得元老同时具有双重性的身份：他即是构成最高权力机关议会的议员，又是行政部门或者国有企业的首长――结果是他们在履行议员职责的时候往往是有选择性，更多的是从本部门的利益出发去看问题，受个人好恶和环境的影响很大。本职上过多的行政和技术工作也使得元老们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参政议政。即使后来采取了常委会体制来进行代议，常委也很难兼顾――因为他们自身的工作并不会因为成了常委而能减少多少。元老的工作都是一个萝卜几个坑，工作自己不做就没人做。所以常委的负担很大，所谓白天干活，晚上开会，回家还得看文件。一般人哪有这样旺盛的精力。一旦当了常委之后，不论是担任行政职务的范围还是自身工作业绩都受到很大影响。第一届常委没到期就有不少人申请不干了。 尽管钱家兄弟等人曾经提议常委会应该由脱产元老组成，再由此建立一批专门的委员会。然而元老院目前最苦恼的问题就是能填坑的元老太少，特别是在技术性岗位上，至少在短时间内是无法使用归化民替代的，而大陆攻略展开之后对元老的需求只会更大，专门让一批元老脱产从事代议显然是行不通的。 至于执委会，情况亦好不到哪里去。明眼人都看得出执委会制度实际上是对Tg政治体制的一种克隆，但是在临高很快就出现了水土不服的局面。首先是理应作为行政首脑的国务卿权力小得可怜，许多重要职能部门都在其他执委的“分管”下，许多行政事务必须和同级的执委会商之后才能拿出决议来。由于地位相等，执委下属的各部门的协调也成了问题。政令不畅成为一种常态。而每个执委管辖的具体业务部门也由此成了执委个人的“自留地”，执委权力极大，很多时候甚至凌驾于国务卿之上。不仅如此，执委个人权力的膨胀，还连带引起了执委秘书的权力扩张。由于执委的工作很多，日常性事务处理往往委托给执委秘书。有些部门里，执委秘书掌握的实际权力已经超越了一般元老。这对一直担心“大权旁落”的元老们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机构设置问题。执委会的行政机构体制大致还是模仿旧时空的，条块分明，面面俱到。试图构建一个从上到下，对社会和经济进行严密控制和管理的官僚机构。然而元老院极度缺乏训练有素的中下层官僚，不但部门首长只能由元老担任，连处一级干部大多亦只能由元老来兼任。一个元老身兼五六个副处长，七八个副主任的现象屡见不鲜。元老的精力是有限的，兼职过多，事情即办得慢又办不好。而过多的部门又造成过多的环节，办事效率不断下降也在情理之中了。 萧子山心不在焉的听着于鄂水抑扬顿挫的念着报告――这报告他几天就看过了，基调已经定下了：不管会开得怎么样，机构改革是必然的了。下一步自己是何去何从呢？ 自然，不管机构怎么改革，办公厅这一块是永远少不掉的。 继续担任这个办公厅主任自然是不错，不过自己管着元老们的吃喝拉撒，直接管理着上千名为元老提供各种服务的男女归化民，元老的个人生活对他来说是一点秘密都没有的――就这个也挺遭人忌讳的。已经有人再说元老院的最大黑手是自己了――这可不大妙啊。 如果出去担任行政职务呢？自己好像又有点能力不够，实话说也着实不想离开临高这个安乐窝。 正胡思乱想间，忽然见马千瞩正伏案修改着什么，大约是会议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