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金口一开，压力就来到了李永贞这里。　　李永贞作为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之一，心底里自然也是希望皇帝能拍板赞同魏忠贤所提出的“宦官监军”的议案。　　自古就是这样，太监们或许私下里有些个面和心不和，但是在面对外廷时，却总是不由自主地抱成一团。　　更何况，天启六年的司礼监本就是铁板一块，魏忠贤试图将内廷的权力延伸到边军，其本质就是把蛋糕做大。　　李永贞与魏忠贤身处于同一个权力体系中，作为一个“有权分蛋糕的人”，对此自然不会有异议。　　让李永贞倍感犹疑的，是皇帝的态度。　　李懋芳在奏疏中的弹劾重点，显然是由关宁军兵员人数的前后矛盾，进而质疑孙承宗“玩寇、欺君、误国”。　　这件事的证据是板上钉钉的，只要皇帝想查，就一定能坐实其罪状。　　可皇帝却为了一句“推原南星意，彼谓不可不问者，而力荐其可用矣”，便啰啰嗦嗦地兜了这半天的圈子。　　明眼人都知道，赵南星自去年一倒台，只要皇帝仍在位，那是断无重新起复之望了，赵南星是生是死，早于朝政大局无碍了。　　李懋芳提及赵南星，原也不是欲置其于死地，而是想将关宁军如今的现状归罪于东林党，以此迫使皇帝下定决心。　　而皇帝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竭力将任用孙承宗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孙承宗既然是皇帝亲自选出来的镇辽大臣，那这一千多万两银子就是皇帝愿意花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花自己的钱，那当然是爱怎么花就怎么花，谁又敢说半个“不”字呢？　　李永贞佯装皱眉思索，眼神飘过皇帝，悠悠地落到了魏忠贤脸上。　　魏忠贤似是察觉出李永贞的目光，顶着两颊的五指血痕将头一低，摆出一副拒绝与李永贞在御前打眉眼官司的坚决态度。　　李永贞这时却忽地心下一亮，兀自暗道，不对！　　方才魏忠贤已然替他们试探过了，如果皇帝当真不想查关宁军，那么在魏忠贤扇自己耳光的时候，皇帝就应该表明圣意，相信关宁军并没有虚兵冒饷了。　　如何反而会要求王体乾口奏弹劾孙承宗的奏疏呢？　　那么皇帝就是想查了。　　李永贞权衡道，或者可以这么说，皇帝想查，却不想从党争的角度入手去查。　　党争株连太广，一旦在辽东开了头，那么袁崇焕作为孙承宗的学生，则必定要被革职查问。　　而皇帝方才已将袁崇焕视为“国之股肱”，自然是不愿眼见如此。　　再有，如今阉党占据上风，已有天启初年东林党把持朝政之势，皇帝刚刚利用阉党摆脱了东林党的控制，当然不会再重蹈覆辙。　　而眼下的辽东战事已成胶着之态，皇帝又如何会让阉党的人在辽东一家独大？　　所以皇帝一上来，就先替关宁军撇清了党争的干系。　　除了维护孙承宗，便是唯恐阉党借此事将辽东的官员都换成自己的人。　　两党缠斗不休，势均力敌，皇帝才能在深宫中运筹帷幄，稳坐钓鱼台。　　否则，被东林党蒙蔽，和被阉党蒙蔽，又有什么区别呢？　　李永贞思及此处，不由心下叹息，魏忠贤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皇帝一猜忌，照样得自打耳光，他又如何能违逆皇帝的心意呢？　　就在李永贞左思右想之际，朱由校又一次地不耐烦了，“今儿你们是怎么了？一句话的事儿，个个吞吞吐吐好半天，李永贞，朕问你的话，你到底知不知道啊？”　　“知道就答知道，不知道就答不知道么，把朕晾在这儿算怎么回事儿啊？你再这样敷衍，朕可要罚你‘提铃’了啊。”　　“提铃”是晚明宫中一项特有的惩罚，被罚提铃者，须得每夜提着响铃，在宫中徐行正步，高声唱名“天下太平”，声音的语调必须又缓又长，跟提着的吊铃声音相应。　　一般要从乾清宫门唱到日精门、月华门，然后再一路回到乾清宫前，即使大风大雨也不能避。　　像这样的刑罚，累是其次，让人最害怕的还是在众人面前丢了脸，嚷嚷得满宫里都知道自己被皇帝降旨责罚了。　　故而李永贞一听，便不敢再有丝毫犹豫，赶忙应道，“皇爷恕罪，奴婢不过是想在心底将周延儒此人盘算得全乎些，才好回皇爷的话。”　　朱由校反问道，“周延儒此人有什么值得你盘算的？”　　李永贞低头答道，“奴婢以为，单论周延儒其人行状，实在不好判断他究竟是不是东林党。”　　“周延儒连丁两艰，父母双亡，他的母亲徐氏于天启二年去世，他的父亲周天瑞于天启五年去世，因此周延儒自天启二年开始就在家守丧，杜门谢客，与朝中无甚往来。”　　“他是万历四十一年癸丑科进士，又是连中两元，一入仕即是翰林院修撰，品秩虽低，却为清贵之臣，因此他虽被三吴士绅推为‘艺林之冠冕’，但一向无意涉及朝中党争。”　　“周延儒当年力荐孙承宗时，曾奋笔疾书曰，‘此任非此人不可’，不少人因此便以为他是东林党人。”　　“而依奴婢看，周延儒此举，实则是出于公心，并非是有所偏袒，倘或真要说这周延儒有什么偏袒，那他偏袒的，也该是如今的内阁辅臣冯。”　　“皇爷知道冯铨，冯铨能在二十九岁就被皇爷擢拔入阁，靠的还是厂臣的举荐……”　　朱由校点点头，“不错，朕记得他，当时忠贤还劝朕说‘甘罗十二为丞相，我朝卜相亦曾不次用人，不拘资俸’。”　　“要说这冯铨呐，也是个少有的大孝子了，天启元